《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简介
华喆
华喆老师近照
自本节以下，我们需要从《礼记子本疏义》残卷来讨论皇侃义疏的问题。由于国内尚无学者以此残卷为对象做出专门研究，所以在进入内容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一残卷的相关情况及背景进行简单介绍。
一、《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基本情况
皇侃疏、郑灼记《礼记子本疏义》旧写本残卷，今存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为《礼记·丧服小记第十五》之上半部分。残卷长宽为.5×28.5cm，每行二十九字左右，保存状况良好，偶有虫蛀留下的洞眼，但并不影响文字的识读。
这一旧写本残卷全用楷书抄写，字体工整，其中俗字较多。抄写经文、注文文句时与疏文间首尾各空出一字，并用朱笔勾出，注文则用朱笔点出，以示区别。因为抄写时讹夺较多，所以又有墨笔在栏间或眉上添改，字体与原抄相同，疑出同一人之手。如有衍文、误乙，则有墨笔在字旁点出。卷首有田中光显赠书印，卷末则有“内家私印”，据称为日本光明皇后用印。
此残卷解说经文，从《丧服小记》首句“斩衰，括发以麻。为母括发以麻，免而以布”一句开始，但此句经文及皇侃疏文的前半部分已经残损，仅从疏文“堂下之位时则异矣。若为父，此时犹括发而踊，袭绖带以至大敛”开始，以下直至结尾，抄有“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字样，主要内容大体完整。这一残卷所解经文与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第四二卷、元刻明修闽刊十行本及阮刻本第三二卷基本一致，对我们了解南朝义疏学的基本情况大有帮助。
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书影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定名，来自于卷末“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的字样，故称“礼记子本疏义”。这一书名本不见载于汉地史籍目录之中，然而在日本平安时期的学者藤原佐世所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有“《礼记子本义疏》百卷梁国子助教皇侃撰”的记载，正与残卷卷末所载篇题相应。[1]而在平安时期的另一位学者藤原通宪的藏书目录《通宪入道藏书目录》之中，也有“《礼记子本疏义》（一帙，欠第八卷；二帙，欠第四卷）”的记录。[2]
如果我们查阅皇侃著作，就会发现《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皇侃有两部《礼记》疏传世，但都不叫做《礼记子本疏义》。其中一部是皇侃上于梁武帝大同四年十二月的《礼记义疏》五十卷，[3]另有一部《礼记讲疏》一百卷。[4]《礼记讲疏》的卷数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礼记子本疏义》的卷数相合，应当是同一部书。由于《礼记子本疏义》残卷采取了南北朝隋唐时期比较少见的经、注、疏混排的抄写方式，而不是我们常见的经注、经疏别行，即后代所谓“单疏”的抄写方式，我们可以大致推测，《礼记子本疏义》、《礼记讲疏》、《礼记义疏》三部书的内容大致相同。《讲疏》分卷较《义疏》多出一倍，是因为《义疏》是以单疏形式所上，而《讲疏》则是为了学者阅读方便，先将经文、注文分段抄入，再将疏文连缀于后，类似讲经时先由都讲诵读经、注，再由主讲之人敷解全文，故此篇帙较《义疏》大幅增加。至于“子本疏义”这一篇题，只是《讲疏》的别称。我们可以认为，皇侃的《礼记》疏虽然在现存和汉目录书中化身为三，但內容应当不会有很大不同。有争议的是《礼记子本疏义》的作者问题。因为残卷卷首已经残损，无法看到标题与撰人姓名，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为皇侃所撰，而在残卷中看到许多“灼案”云云，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一残卷的作者是皇侃弟子郑灼。乔秀岩判定残卷中仅有少量为郑灼案语，其他主要内容“则可视为皇侃《礼记》疏原本，为孔颖达等《正义》所本”，[5]算是对残卷作者问题做出的公允解答。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礼记子本疏义》残卷仅有田中光显珂罗版及罗振玉石印本两种复制品流传。田中光显氏制作的珂罗版印制比较精美，由于采用的是高级原料，尽管只有单色，但对纸面细节表现得非常完整，墨色浓淡一望可知，可惜限于技术条件，珂罗版无法大批量印刷，最多印行二三百部，所以就连今天日本的许多大型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中国国内学者大概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罗振玉石印本则采取了当时成本相对低廉的石印技术，印量较大，但印制粗糙，墨色全无变化，以致于虫蛀痕迹与抄写者的点划标注全混作一处，无法分辨。然而石印本以其数量优势，传播地区覆盖中日两国，直到今天在古籍市场上仍属常见书籍，造成学者大多只知有罗氏石印本而不知曾有珂罗版，这种状况也严重制约了研究的进展。今天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已经将全部残卷以彩色照片的形式制成PDF文档（石家庄治疗白癜风的医院石家庄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