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疫情，今年的北京夏天还有个标配，大雨大风必有大大小小的冰雹。8月上旬，一次次风雨冰雹交替中，疫情防控进入难得的风平浪静，教委顺势推出秋季学期开学计划。我也完成了持续两年的卖房、买房、装修和搬家，迁离居住三十四年的西城，在颇有几分陈旧的南城某庄园式小区安顿下来。于是，在一次狂风大雨冰雹与另一次可期的大雨冰雹狂风之间，我偷得半日闲，努力解开困扰我多日的童年往事中的一个疑团。
大约三岁左右，或年一天晚上，应当也是夏天的样子，或许几分像今年的北京之夏。这个晚上比较特别，以至于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没被湮没，反而在最近越发地清晰起来，并让我倍感兴趣。
其实，这个晚上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发生在一个小镇上，又是一件普通人家的医疗事务。虽然处于刘邦故里的沛县与丰县中间的鹿楼镇，号称千年古镇，可那时地面上、年头超过几十年的建筑，都作为“封资修”被一场“伟大的运动”果断地一扫而空了，由于黄河泛滥而幸运地埋藏在地下的历史建筑和历史人物也在瑟瑟发抖，而被英明地打上“封资修”印戳的活人们则在地面上抖得更厉害。当然，那时这些我都不太明白，我还处于视野被局限于父母的生活空间的三岁，甚至一岁多的妹妹在我记忆里也印记模糊，我弟弟应当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不幸害了中耳炎，比较重，有时很疼，父母四处为我求医。后来想起鹿楼街上就有一位不错的医生，这天晚上父亲就带着我去求医了。
鹿楼街的晚上，当时除了政府、医院之外，没有电灯。每家院子都是一片漆黑中摇曳着煤油灯的昏黄，走在路上也是一片黑暗，晴天会有星光与月光，一般都要打着手电筒走路。就在这样的夜晚，从家里向东走到十字街的南北路上，向北走，再往西折，我被父亲拉着小手走入离我家几百米的一个人家里。进入这家人的私人空间，灯光一下子通亮起来，面前是高高的桌子、椅子、各种奇怪的物件和设备、还有一位面色红润、胡须稀疏、丰厚暗红的嘴唇上挂着和流淌着微笑的老人。
快叫老三老爷，父亲催促我，然后说，我的孩子害中耳炎不少天了，麻烦您给看看。
被称为老三老爷的老人显然是鹿氏族人，并且辈分极高，笑着招呼客人，并把我抱上一个很高的木头方凳，坐在他面前。他就面带微笑，用自己桌子上奇怪的物件与设备，给我看起病来。这些设备中，有一个东西是用纸制作的两个纸筒子，两个纸筒之间用红铜芯联结起来，这些铜芯线细细的、颤颤巍巍的，整个物件有点像某种魔法道具，又有点像儿童玩具，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就问他，这是什么啊。
他开心地回答说，给你看病用的啊。一位老人家，回答孩子这样幼稚可爱的问题时，心里一定是充满快乐与爱怜，这是老人家与年幼的孩子相处时最大的快乐与人生收获。
回想起来，这可能是他自制的听诊器材。桌子上还有其他设备，有些显然是他利用本地有限的资源手工制作的，显得不那么正式。我虽然很小，医院的正式设备的影子，所以幼小的心灵里也对这位医生将信将疑起来。但是，26到27岁之间的父亲，对这位老三老爷恭敬而信任，放心地让老人慢悠悠地为我诊断。
面对这位有点奇怪的医生，我脑子里突然闪过另外一幕情景。
就在不久前的一天，街上举办批斗大会，批斗一位地主老头。台上的地主老头面带胡须，脸色暗红，表情紧张而恭顺。他双手高高举起，是一种修养良好而操作熟练的样子。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是也知道，那是一种投降的姿势，是人生在世间最屈辱的记号，是可笑而可悲的失败印记，是人格被别人踏在脚下的无伪明证，是可耻的、可笑的、是可以被每个人所唾弃的。像三岁的我，也可以唾弃他，可以冲他撇嘴，甚至把唾沫吐到他的脸上，如果我有能力把唾沫吐得这么高的话。
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位中年妇女，嘴里激昂慷慨地说些什么，两手比比划划指着这个地主老头，说到情绪高昂之时，她脱下自己一只脚上的布鞋，拿在手里抽打地主老头。老头一边躲避，一边又不敢躲避太远。全群情绪激昂，有人振臂一呼，大家都举手跟呼：打倒、打倒、打倒。我被一种恐惧、激昂和群体无意识所感染，也跟着举手跟呼打倒。因为我虽什么也不明白，但是下意识地唯恐因为与众不同而成为异类，成为那个在台上被人批斗的地主老头。
那个地主老头，就是眼着这位有点奇怪的医生。
没错，就是他，又不是他。台上那个挨批斗的地主老头，表情肃然而收敛，就像一种习惯于被所有人打的孩子遇见任何人的样子，眼眼向下看着自己的脚，嘴角也向下耷拉着，他的脸色是暗红色如同被日光晒着的猪血，他的双手向上举起，连手指都规规矩矩地各自五指并拢，当中年妇女脱下布鞋打他时，他的身体似乎在躲又不敢认真地躲，我在现场模模糊糊感觉得这很像一位妻子控诉自己作恶多端的丈夫。但其实那中年妇女是公社党委书记，而被打的这位地主老头则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鹿姓族人，在弟兄中排行第三。
现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呢，气度闲定，面色红润，在年轻而晚辈的族人尊敬目光下，给我这个三岁的小孩子治疗耳疾。我们三个人所在的老人自己家，是父母留给老人的一间的屋子，不大，一盏油灯，安安静静地抚摸着“三官”老人家历经人生沧桑的身体，照耀着长幼有序、亲情有加的老主人、年轻族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但是，这面前的老人，的的确确就是台上那位被人残忍摧折尊严的地主老头，对，就是他。
“地主还给人看病。”
这句话从我口中脱口而出，就像一条黑鱼从平静的池塘中一跃而起，惊飞了安心的鸟儿。
我这句话，当时完全是没有恶意的无心之语，只是一种好奇、一种自然而然的感到奇怪就发问，就像有爱的孩子在家里自由的释放，就像现在的小学课堂里小学生在老师鼓励下发出的可笑的所谓提问。但是我现在完全明白，这句话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当中，好像一粒子弹从以人体炸弹为最高人生理想的恐怖主义家族的三岁小儿手中的冲锋枪膛中射出，划破安静的空气，击中某个无辜的物体与人，然后消失在永恒的时间与空间当中了。而且，这粒子弹无疑穿透了最近的目标，就是那个几天前从被批斗的台上疲惫地下来的老人，如今，他小心翼翼地躲藏在自己家中，在一个漆黑而隐蔽的晚上，在自己的本族亲人面前，以自己擅长的手艺免费服务，以一种看上去还相当有尊严的方式活着。
现场，空气凝固了。
当时，老人家笑了笑，他的笑从眼角发出来，还挂在丰厚、暗红的嘴角上。我父亲在一旁也笑了笑，也没有说别的什么。他们的笑让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甚至可以说背后有什么势力在给我这种行为撑腰打气，而他们有点儿理亏。老人继续给我看病，镇定自若，慢条斯理，最后告诉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按照一般的情况治疗就可以了。我们转身告辞时，我按照父亲的提醒，再次给这位“老三老爷”再见。我能够感觉到孤身一人的老人目送我们离开时的样子，在我记忆中我以后再没有上过他的门。
回家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
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三岁的我跟着年轻力壮的父亲，走过几百米的路，回家。但是，那种特殊的气氛，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一种张力极大的气氛，好像大到可以把这个夏天的夜晚撑破。那不是愤怒，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位脾气比较大的男人，在他一生中发过很多次脾气，有时大得让我害怕。有时他发火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有时发火不计后果。但是那个晚上，他一点也不准备对我发火，因为他一点也没有愤怒，一丁点儿都没有，真的，我的心灵完全能够感觉得到。那也不是尴尬，因为敏感如我，如果身处尴尬当中，即使当时觉察不出来，事后回味也能够恍然大悟。因为没有尴尬和担心，所以我在回家的路上，也还是觉得蛮自在的，至少没有什么不自在的。那是什么气氛呢？
那是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而父亲感觉到的一种恐惧，他身处恐惧氛围当中极力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却找不到合作伙伴。
在当时那种人人噤若寒蝉的时代，中农成分的父亲带着三岁小儿夜晚找地主成分的族人求医，会不会是一种可以严厉地追究、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样的举动中的危险性，父亲无法让我这个三岁的小孩子明白。在这种的无奈之中，他感觉到某种危险性。这事后来为什么没有不良的后果呢？大概是父亲临进自己家门前，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让我不要把这件事随便说出去，我虽无知，但是也知道自保，知道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秘密，我稀里糊涂地答应一声，也就成为他的同谋了。也许，父亲在那时轻轻松了一口气。他能够自保已经不错，无力、无暇纠正我对老人的不敬，更不可能顾及对老人的伤害。我想，当我们回家之后，老人也许正在家中关上门，独自一人，自我抚慰再次被撕裂的灵魂。
父亲这种异样的安静与自制，是我一生中都没有经历过第二次的。这种张力，让这个夜晚，成为我生命中特殊的记忆。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呢？8月10日，我打电话给故乡，年近八旬的母亲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感觉没有对上路。90多岁的二爷爷是退休多年的小学校长，至今耳朵不聋、思维清晰、言语流利，他回忆起来，应当是族人中的“三官”。
“三官”老人家少小时爱读书，离开家乡外出闯世界，据说曾经就读于黄埔军校，并做官多年，因此在老家得了“三官”这么个绰号。就读于黄埔军校和做官，多是“三官”老人自己所言。由于老人一生未娶，家乡人对他的经历半信半疑。但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就是闯荡世界的“三官”学习了不少医学知识，能够用中西医手法为人治病。二爷爷脚脖子上长过疥疮，多日不愈。这种脚脖上的疥疮，又称裤腿风。找到“三官”，答曰：把马蜂菜捣烂了，糊上。二爷爷照此办理，果然不多日就好了。马蜂菜是家乡地里多见的一种野草，但是知道它能够治疗裤腿风的，千年古镇的鹿楼街上唯有“三官”一人。二爷爷也记得那次批斗会，主持批斗的中年妇女就是当时的公社书记赵某某。至于为何要批斗“三官”，大概是因为那个年代要搞阶段斗争，总要找到一些批斗的对象，既然“三官”老人自称上过黄埔军校、而且在旧社会做官多年，那自然是非常合适的批斗对象了。
这样，从二爷爷和与“三官”更亲近的一位发小口中，我才如此得知，那天晚上为我看病的老三老爷，在鹿楼这个千年古镇上辈分很高，而且也是一位走南闯北、阅历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物。也许因为终生未娶，他像那些和尚道士那样面色红润、嘴唇丰厚，但他年老回乡时却躲不过横扫一切的政治运动，也没有躲过我这个三岁幼儿“地主也给人看病”这句无心之语。
五十三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印象深刻的就医经历，总算疑点消除。尽管在幼年我一定还曾经与老人在鹿楼街上擦肩而过，但是再无深入的交流。我也不记得，哪一年，“三官”老人在家乡寿终正寝，把骨殖安葬在自幼长大的黄土之下。
北京之夏，上一次的大风暴雨冰雹与下一次的暴雨狂风冰雹的间隙，我书写这一段回忆时，突然想到，也许，他在家乡被批斗，也就那么一次吧。但愿如此。但是我不知道，在家乡黄土之下安睡多年的“三官”老人，会不会因为那次被无端批斗的经历，突然在地下瑟瑟发抖起来。而且，不仅仅是“三官”老人，还有很多家乡的老人一直活到九十多岁，甚至一直到临死之前的病床之上，一直到弥留之际，只要说起那场整人的运动，都在灵魂深处怕得要命，又直又白地说：我怕。也许，这些众多的老人家，在家乡黄土之下安睡多年，也会不经意间，突然瑟瑟发抖起来，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在盛夏。因为，这样的恐惧，不关乎季节，只关乎灵魂的尊严、勇气与自由。
要不然，家乡的墓园里，那些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棵又一棵，为何会在炎热的盛夏中午，突然瑟瑟发抖，如泣如诉呢？
今天，8月12日，北京大雨，还有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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