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开年，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戴着花冠的病毒，取代新年的欢愉成为家喻户晓的主角。人潮涌动九州欢庆的中国春节在防疫大局统筹下按下了暂停键。
其实，病毒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人类自产生起，就与病毒相伴相随。因病毒和细菌引起的烈性瘟疫给人类带来了无数次惨痛的经历，有的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嘉庆《临安府志载》：明天启三年，通海、河西大疫。清雍正六年，疫。由此判断出两次瘟疫导致的后果的轻重不同。
历史上，云南是鼠疫的重灾区，在整个19世纪，鼠疫在建水一带流行绵延近百年，吞噬了数以万计的生灵。期间有三次大的爆发。第一次始于嘉庆十七年()，延续十余年才渐渐平息。当时上报朝廷的奏折是这样写的，“滇南疫气流行已十余年，染疾者会呕血，身上出现肿块。此疫俗称痒子病，染上后两三天内就会丧命。去年和今年，痒子病流行于临安一带，死者不下十万，患者其状可悯……”文中提到的“痒子病”就是鼠疫。滇南广大农村，生活条件不好，自古有人畜混居习惯，蚊虫跳蚤滋生，极适宜鼠疫的产生和传播。
道光七年()第二次大爆发降临，又延续了十七八年。第三次大爆发始于同治十二年()，更是延续了二十多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百年的鼠疫大流行，死者无数，人口锐减，民生凋敝。
当时有个叫刘家祥的建水本地举人，目睹鼠疫肆虐之下的民生惨状，“抚时感事成诗三首”：
其一
才得干戈息，何堪疫疠加。
缠绵二十载，生死百千家。
神鬼征明见，儿童戒夜哗。
先机愁腐鼠，一见乱如麻。
其二
畏极翻成惧，斜阳各闭门。
天容愁惨淡，人迹绝黄昏。
亲友难相顾，医巫亦断魂。
家家闻痛哭，明日是中元。
其三
逐疫谁司令，痴愚竞祷神。
人心增险诈，天意靳慈仁。
旧俗浇漓改，清秋气象新。
挽回无异术，重睹太平春。
除鼠疫外，疟疾也是当时死亡率很高的一种传染病，也就是民间避如蛇蝎的“瘴疠”。在古代，官员对发配南方的恐惧，不仅因为条件艰苦，更在于“瘴气”极有可能让人有去无回。
建水官厅、坡头的红河河谷一带为高疟区。红河谷为亚热带气候，山高谷深，海拔从两千多降到两百多，山顶寒凉，云雾缭绕，谷底却热浪蒸腾，气候炎热，瘴气弥漫，加上贫穷和卫生习惯落后，疟疾猖獗，有民谚道:“七月头，八月尾，不死要见鬼。”
关于红河谷地的瘴疫之恐怖，清朝末年的临安知府贺宗章有过亲身体会。为阻止驻扎越南的法国军队违约入境，他曾带领部队在蛮耗与法军作战，“两岸山岭重复，草木蓊翳，四季不凋，亏蔽天日，虫蛇鸟兽，卵育其中，致生烟瘴。春夏雨盛，新水发生，瘴疠毒尤盛，非所服习，犯之即死……时已五月中旬，烟瘴愈甚，保胜附近百里驻有法军三千名、安南军三千余名，每日瘴故者百余名”。他的部卒由于水土不服，损亡也很惨重。
滇越铁路全线开工后，贺宗章受清政府委派，任蒙自滇越铁路总局会办，亲眼目睹红河谷染瘴劳工的惨状，“初至春寒，北人皆棉裤长袍，而瘴热已同三伏。或数人或数十人为一起，即于河侧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草，席地而卧，潮湿严重，秽臭熏蒸，加以不耐烟瘴，则无几日，病亡相继，甚至每棚能行动者十无一二，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或病卧路旁，奄奄一息，外人过者，以足踢之深涧。其得埋葬者尚为幸事。”
民国年间，天花、霍乱、伤寒、痢疾、麻疹、乙型脑炎、肺结核等传统传染病，在建水亦有蔓延流行，光是年，麻疹就夺去千余小儿的性命，年，由于水源的污染，人死于霍乱。抗日战争期间，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罗马尼亚共产党员柯烈然·布库尔大夫和他的妻子柯芝兰，曾在驻建水的滇军第二十师担任医疗队长和助理护士。当时士兵和群众中疥疮流行，柯烈然经过多次试验，用硫磺和石灰制成疥疮膏，疗效显著，治愈的患者无以数计。他们还有效地防治了当地肆虐的疟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霍乱等病。不料，柯芝兰不幸染上了回归热而病逝，年仅39岁。
人与天地万物是地球上的命运共同体，平衡是大自然对人类永恒的要求和警告。大自然的平衡即天道。违反天道规则，古人认为会受到神灵的责罚，今天，则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也许，高速运转的时代，无奈中按下的暂停键，就是迫使人类沉静下来，仔细聆听那从未消逝的警报声，记住那些永远停留在这个春节的人生，那些为了防控疫情而坚定逆行的无数个战士，还有疫情中爆出的种种社会乱象，以及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一记重击。此时，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都应该冷静反思：我们准备好了科学高效迅捷的灾害管理体系了吗？我们能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吗？作者陈红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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