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多年人生轨迹比较清晰：在南京出生、长大、读书，待了20年。
20岁去宝应插队当农民，招工到县城后做工人、当干部、结婚生子，待了20年。
40岁被公派到深圳创办中外合资企业，一待又是20年。
60岁退休后“落叶归根”回到南京，在生我养我的故乡安度晚年。
岁月到晚秋，白了少年头。回首往昔，从南京到苏北宝应，再远到广东深圳，心灵深处最难忘的还是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少年时光，以及古朴的老城南老街和简陋的老宅。
不管我走到哪，
丢不下心中的老家；
屋旁的那棵老槐树，
一串串槐花儿挂；
弯曲的小巷里，
靸板声呱呱，
魂牵梦绕的是，
我那慈祥的妈。
我老家的地址是：南京中华门外北珍珠巷69号。这个地方知道的人不多，比较偏僻，很不好找。出中华门，过长干桥，走不远会看到雨花路旁一个“雨花泉浴室”，浴室旁有两条呈“V”型向下的街道，右边的叫“窑湾街”，左边的叫“西街”。南、北珍珠巷就像一个倒写的“A”字那一横，横在两条街道的中间。
有人曾称珍珠巷那一带是棚户区，住房基本上是贫穷的北方移民自己搭建的。我家前面的邻居都是宿迁人，斜对面是我三舅一家；后面的邻居则都是宝应人。由于没有规划，住房位置安排较为零乱，小巷弯弯曲曲。我家屋旁还有一棵不知何时种下的槐树，年年花开花落，伴随着我慢慢长大。
但我们住的中华门外那一大片相对贫困的老街区，秦汉和六朝时期，却是著名的商业区和货物集散地；明代为著名的米市，历代名胜古迹甚多。南京最早的佛寺建初寺，是孙权在南京建都后的东吴赤乌四年在西街的对面兴建的。号称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大报恩寺也是建在那里。由此而得名的“南山门”、“北山门”、“南宝塔根”等小巷，小时候我们常去玩。
中华门外紧靠外秦淮河，是当年的水路运输通道。顺我们住的北珍珠巷再往下走，有两条临河的小巷叫“上码头”和“下码头”，应该就是那时的码头所在地。
中华门向来是南京城的“南大门”，有一条大道通往雨花台、郊区和安徽方向。那条大街在晚晴至民国时期叫“米行大街（现在叫雨花路），当年颇具盛名，配套的商铺、银行应运而生。
西街旁边有一条“悦来巷”，巷内有一家名叫“沈家粮行”的商铺遗址，至今尚在保存着。
一所叫做“金斗会馆”的遗址也在西街。“金斗”是安徽合肥的别称，这所徽商会馆用以联络同乡，互利互惠。徽商多的地方才可能产生会馆。而且听妈妈说，悦来巷还有戏院，她小时候和亲戚常去那里的戏院观看安徽地方戏“泗州戏”的古装剧。由此可见当年西街一带非常繁华。
“沈家粮行”斜对面有一个瓮堂，已有年历史，属于省文物保护单位。听老人说，大明王朝定都南京后，朱元璋修建聚宝城墙（即中华门城墙），大批民工因终日劳作，身上长满疥疮，搔痒难耐。朱元璋便令人在西街建大池、埋大锅、烧热水，供民工收工后洗澡。之所以叫“瓮堂”，是因为这个大浴室顶部呈半圆形。古老的瓮堂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在使用。
南京城历史上饱经沧桑，中华门外也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乱。太平军攻占南京，就是从雨花台方向用火炮炸开中华门城墙，打开缺口。大报恩寺被烧毁，中华门外的商铺被洗劫一空。
抗战爆发后，日寇攻陷南京。中华门城墙又一次被日本强盗用大炮轰毁，日本鬼子的大规模“烧杀抢掠”比太平军更甚，南京军民遭受了空前绝后的大劫难。
母亲原本出生在南京，住在窑湾街。日本鬼子血洗南京前，为躲战乱，和家人一起“跑反”到苏北宿迁农村。几年后，由外公做主，嫁给了忠厚老实的父亲。母亲说，因为实在吃不了宿迁农村的苦，日本鬼子投降后，母亲领着农村青年的父亲一起回到南京。在开石粉坊的姐夫姐姐资助下，父亲赶骡车，跑运输，两个人在后来叫北珍珠巷的地方盖起了两间草房，含辛茹苦支撑起一个家，养育了一群6个儿女。
我就出生在那间草屋里。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后面那间屋里的一口大灶，被烟熏黑了的石灰灶壁上，还能依稀看到描绘的彩画。没能烧煤时，做饭、吃水是烧大灶，有时去小巷口的老虎灶买两瓶开水。后来才逐步烧煤球、烧蜂窝煤。
大灶旁有一口大水缸，我上小学四年级后，就由我去小巷后面的自来水站买水，用站上提供的两个木水桶跳回家中，倒满水缸。直到去农村插队当农民，这个体力活才由长大的弟弟接替。
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贫乏，但那时的民风淳朴，邻居之间相处十分和谐。
我家的前后门各有一条窄巷，为方便邻居，一年到头白天从不关门。竟然曾有陌生人以为是通道，也从我家走过，啥事没有。
天一暖和，家家都在门口摆上小桌，一家大小围在小桌四周吃晚饭。有的人家干脆把洗澡的椭圆型木桶搬出来反扣，饭菜摆上去当餐桌。每当家里烧了稍许好一点的菜肴，母亲都在饭前端出来，四处让邻居分享。邻居家如有好吃一点的，也都是这样做。弟弟好动，盛上一碗饭，夹上几筷菜，能家前屋后跑。一圈下来，肚子吃得饱饱的。
夏天的夜晚最热闹。家家都把凳子搬出来，铺上木板或凉床，大人扇着蒲扇，聊着闲话，宿迁人称之为“拉呱”。我们小孩则是躺在凉床上，或围着老人讲故事，或相互讲着孩子之间的话题。发小大坤家住窑湾街，离我家不远。多才多艺的他，常带着手风琴或小提琴来我家，拉琴唱歌，琴声、歌声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我和我的的弟弟妹妹后来都喜欢唱歌，就是受了大坤儿时的音乐熏陶。
夜深了，家家大人都会呼唤已经熟睡了的孩子：“有露水了，快搬床回家睡觉吧！”
那时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家家门户洞开，没听过被偷窃。半夜前大姑娘、小媳妇在门口乘凉、睡觉，也没见过什么流氓出现。
儿时没有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玩具，我们都是自己制作。男孩放风筝、滚铁环、玩自己叠的“拍吧”；女孩踢毽子、跳绳、跳方格，兴趣盎然，玩得不亦乐乎！
我是孩子头，常带着半大的男孩玩“打游击”、“捉迷藏”的游戏，家家户户都可以躲，空缸里、木柜中都可以藏。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情景，真的很难找，大人也允许。
儿时最让我痴迷的是小人书。家里生活条件艰苦，很难让父母经常给我钱去书摊上看小人书。有时我能站在书摊前望呆，偷看别的孩子正在看的小人书。有了一点压岁钱，我都用来看小人书。小人书是我喜爱读书的开始，“四大古典名著”和“岳飞”、“杨家将”等故事，以及很多现代的著作，都是先从看小人书再发展到喜爱阅读原著。
妈妈曾笑着告诉我儿子我儿时的一桩糗事：你爸爸小时候就喜欢看小人书，平时也没有钱给他去看。有一次我在做晚饭，酱油不够了，就给他零钱叫他去打酱油。谁知道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找过去，你爸爸正在拿打酱油的钱看小人书。全家人都等着吃晚饭，你爸爸不打酱油，坐在那里聚精会神的看小人书，气得我劈头劈脸一顿搧。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父母亲用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对草房老宅进行了翻修。抬高了砖墙高度，房顶换成了瓦片，父亲对此很有成就感。由于常年从事石粉劳作，父亲罹患矽肺病，64岁就驾鹤西去。父亲去世时我在宝应服装总厂工作，厂里还没有小车。听到住院的父亲情况不好，我简单和厂长交待工作后，立即让人骑自行车送我到长途车站，赶到南京，父亲已经走了。听陪伴父亲的妹妹说，一辈子少言寡语、忠厚老实的父亲临终前话多起来，老人家讲：他一个普通农民，从宿迁农村来到南京，和母亲能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两间房子，拉扯大6个儿女，他这一辈子满足了！每次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这句话，我就不禁潸然泪下。
改革开放以后，我远去深圳工作，三弟也创办了九竹公司。家庭生活开始走向富裕，老宅进行了第二次翻修。虽然面积不很大，还有些拥挤，但像模像样多了。我有时从深圳陪同港商到南京洽谈业务，港商要我和他一起住“金陵饭店”。那时能住进“金陵饭店”还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但我谢绝了。港商理解我回去陪伴老母亲的心情，和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们挤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母亲在翻建后的老宅欢度80岁寿辰10天后，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在深圳晚上9点听闻噩耗，已没有当晚飞南京的航班。二老临终前我都没能守在他们身边，这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西街这一大片区域也要拆迁了。拆迁后做什么用途？有传言说是建一个大型游乐场，也听人讲是建商品房，众说纷纭，难辨真伪。
拆迁后，我多次走到老宅的位置，望着一大片断壁残垣，脑海中又出现母亲的笑脸，妈妈的微笑牵着我的心，声声呼唤仿佛又在耳边回响。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对外开发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链接的相关报道，政府要在西街一带，兴建一个比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更大的“越城遗址公园”。我才知道，我家老宅所在的那一大片区域，竟然是南京城的发源地。
公元年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之后，企图进一步吞并楚国。他看中了位于现在南京中华门外一带区域，便让他的重要谋士范蠡前来监理建城，定名“越城”。当时的“越城”很小，城周只有一公里又八十步，占地面积相当于现在的6万平方米，称为“越台”。因范蠡曾亲自率军驻守，故“越城”又称“范蠡城”。
到了公元前年，楚威王灭越，在南京清凉山（石头山）筑城，称为“金陵邑”。这是南京称“金陵”的来历。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定都建康，又在“金陵邑”故址构筑“石头城”，即今日南京重要的历史遗迹“鬼脸城”。从孙权在南京建都开始，南京成为六朝古都。
听说在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第二期工程完工后，就要开始兴建“越城遗址公园”。写这篇文章文章之前，我又一次去了老街、老宅的故址。
老宅所在的北珍珠巷位置已经清理成一大片空地，被围墙圈为一个大型停车场。对面的窑湾街和西街也拆迁得差不多了，只保留了一所“西街小学”。拆迁地碎砖乱瓦遍地，垃圾堆积如山，尚有几间“钉子户”在坚守。我在破砖瓦砾中寻找到了被孤零零封存保护起来的“沈家粮行”和“瓮堂”。可能在建成“越城遗址公园”后，这两个属于文物保护单位还会重启开放。但“金斗会馆”再也找不到了。
老街、老宅都已不复存在，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老宅像一根针，常在我心尖上扎！老街像一坛酒，盛满了说不完的话！
图文来源：西祠胡同
文：九竹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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