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
“慨亦当慷，忧思难忘。”曹孟德何以抵抗生命的迅忽和心底的压抑？本文不敢触及那辛辣之物，烈酒与之对应的当时一代枭雄的霸凌和匪气，大英雄可一战而死，但不可为一死而战。酒壮英雄胆，此际，对他，非也！
“露晞明早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曹孟德思接古人，顿足捶胸：“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他企慕长生。
临沧海，观碣石，思辽东，曹孟德因景生情，因情感物。北地苦寒，民生多艰，曹操再度发问：除却烈酒，何以解忧？
臣下答曰：当为辽东美食。一曰米，一曰鱼，且独家，独佳！
臣下所言不虚，曹孟德一时默然。
1
先解前者：米。
辽东大地，“黍维秬秠，稻维糯秔，粟维穈芑，粱维赤黄”，民谣所谓的“居就粱”，是久负盛名的粮米。居就，汉代辽东郡的一个属县，其官衙就坐落在今天辽阳东南亮甲山汉城的遗址上。《齐民要术》中曾提到的一种“高丈余，子如小豆”的“大禾”，有学者推测，可能指的就是高粱。“居就粱”成为名优品牌的复杂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却曾是皇家的贡品，用它做成的稀饭，登上了大雅之堂。
唐代徐坚《初学记》引用郭义恭《广志》的资料表明：辽东进赤粱，魏武帝用以作粥。皇帝的膳食啊！民间传说曹操带兵北上征乌桓时，每天都要吃辽东的高粱米粥，长精神，保体力，因此也成就了“居就粱”的高光时刻。
辽东无论山地或平原，都适宜高粱生长。“居就粱”还有“桃花米”的美誉。清代辽阳名士张绣江作《高粱》诗，曰：“高颗大穗有光华，万垄参差斗晚霞。贡向东都充玉食，岂惟有米号桃花。”辽东高粱作为贡品，通过太子河漕运出去，堆满了皇家的粮仓。
到魏晋时代，高粱在辽东已经有五六百年的种植史了。地域特殊的气候，农人增长的经验，使作物的口感和营养越来越让人满意。曹操对它竖起大拇指，它阶段性的进化和改良适逢其时。
辽东高粱从初春的顶凌下种，到三秋的烈阳晒米，出落成竹子一样的枝干，且胜过竹子的笔挺；它将穗儿放置在头顶，以全身之力掮起尽量靠近太阳的心意。葵，也追逐太阳，可它到了晚间就放松了努力；玉米，也有挺拔的枝干，但它却谨慎地把果实掖在腰间；谷子，也把穗儿放在头顶，但它的枝干不免孱弱……“影全迷渭竹，色欲艳江枫”，惟有高粱成就了作物中伟丈夫的名节。
高粱有红、白之分。人们的实践和科学分析表明，红者多用于酿酒，白者则用于食用，性温，味甘。酒有水的外表，火的内心，有点像用高粱米喂大的红脸汉子的性格。高粱无论红白，又都有些涩意。这一点也像北方人那些甩不掉的直率，甚至粗犷说它是毛病吧，也不是。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如果改成“一种食物塑造一种性格”更妥当。曹操与“居就粱”彼此互认，那就对了。
何以解忧？应有“御粥”。
华夏之区的人们在黄帝时代就知道了食粥的好处，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就把粥列入王公大臣的御品食谱，珍视为“浆”“醴”等“六饮”之一。粥食，指向了人的养生和长寿，“只将食粥致神仙”（陆游诗）。北宋的张耒夫子自道：“每日晨起，空腹胃虚，谷气便作，食粥一碗，所补不细，又极软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诀。”李时珍举一山中和尚的例子说：和尚晨餐必粥，否则终日脏腑燥涸。
曹魏的帝王们更知道食粥的美妙。魏武帝曹操对“居就粱”不挑不拣，让人拿来就下到锅里，然后大快朵颐。同样是粥，魏文帝曹丕却讲究精细，他令人将辽东珍珠一样的高粱粒儿劈成虮子一样大小的碴子后，再进入灶房熬制。不过，粗鲁也好，斯文也好，“御粥”让曹魏父子的唇边都是“吱”声不断。
御膳房还会在粥里适当加些菜蔬或肉糜，让口感更好。水生植物茭白的果实“菰米”，也叫“雕胡米”就是配料之一。曹操端起的配有“菰米”的御粥，大自然的清香气息顿时四溢。曹魏大臣、著名时事评论家傅巽作《七诲》赞曰：“孟冬香粳，上秋膏粱。雕胡菰子，丹具东墙。濡润细滑，流泽芬芳。”这样的美食在时间中传递，直至西晋还被认为是餐桌上的高贵享受——“红面之饭，糅以菰梁。五味道洽，余气芬芳。”一捧上好的红高粱点燃了生活的诗意，“居就粱”三个字越发地有着异样的香。
2
再说后者：鱼。
此鱼，则“梁水鲂”是也。
我在太子河岸边行走，秋风撩发，苇叶牵衣，一条白水在天地间靓丽。太子河古称衍水，于岁月的深处浩荡而出。衍水若百变精灵，随时代流转变换称呼：汉代为大梁水；辽代唤东梁河；金代满语称兀鲁呼必喇沙，意为芦苇河；明代定名太子河；清代又间有太资河命之。人们奔水而来，依河而居，母亲河喂养着相依为命的古城。河水波浪翻新，人类故事叠加，大河的表情因时代的不同而各异。由它而生的“梁水鲂”三字，被古人以歌谣的形式传唱，于曹操生活的时代驱进闻名遐迩。
文化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说，鱼类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太子河水族丰盈。乾隆帝在《盛京赋》中罗列的被人类食用的辽东河鲜，太子河中应有尽有。“鲤鲂鳟鳜，鯼鲫鳙鲢，鲦鲴鳢鳡，鲍鰌鲇鳝；比目分合，重唇浮湛；牛鱼之长丈计，带鱼之白韦编；乌鲗之须粘石，渡父之喙碇船。”乾隆帝统计过的这些鱼类，顺流而来，被太子河照单收拢。
那么，就捞出一条“梁水鲂”瞧瞧。
“梁水鲂”，汉魏之美味。三国时吴国的陆玑作《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在列举了各地许多优秀的鲂鱼之后说：“辽东梁水鲂，特肥而厚”，尤其是它的味道，胜于中原同类鱼种。《诗经》中，为了赞美鲂鱼、鲤鱼的品质，竟把齐、宋两国的贵族、美女与之并举。杜甫在《观打鱼歌》中有诗句云：“鲂鱼肥美知第一。”《本草纲目》卷四十四也说：鲂鱼“腹内有肪，味最腴美”。笔者在乡间耆老中访问，得到的回答是：“梁水鲂”，“诚鱼中上品也”！
说到鲂鱼的形状，民国版《辽阳县志》解释说产于本土的鲂鱼，也叫鳊花，其形状“缩项，穹脊，扁身，细鳞”。其实鲂与鳊，是两种鱼类。尽管二者极其相似，但追究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它们的不同在于头部，头方者，为鲂；头扁者，为鳊。
桨声欸乃，网起网落；“剑饰鲛翅，柳炙细鳞”：打鱼人的动作蕴藏着诗意。鲂鱼由梁水到魏军的华北驻地，曹孟德在宽大的几案前落座，清蒸的烟气在鼻息下袅袅散开，迅速弥漫了整个军营。餐厅因美味而更加豪华，贯穿汉代的那一首民歌令歌女们脱口而出：“居就粱，梁水鲂，……”辕门鼓响，战旗哗然。
今天的人们在太子河水经过的山地与平原接壤处，垒坝凿坑，形成一个偌大的池塘。此举除保障人们洁净的生活用水之外，还方便了水族的联欢。各种各样鱼类，由河床上的散放，得到了水库里的“圈养”。无论是人工养殖的，还是野生的，鱼类的种群和生长状况，尽在专业人员的掌握之中。需要对太子河鱼类资源进行调查，只要他们在水库中撒出一网就可完成——银鳞闪闪，家珍可数。太子河培育了一个丰盛的渔场，二三十种的水族大军中各种淡水鱼应有尽有，可谓集河鲜之大全。辽阳积淀了丰富的鱼宴文化，现今坊间依然有《吃鱼经》流传：“鲫鱼肚，虫虫嘴，熬花身子，鲇鱼尾，胖头的脑袋味最美。”五花八门的本土全鱼席，就是太子河流域包括鲂鱼在内的各种鱼类丰富蕴藏的反复展示。
脍，是食品制作方法之一，即将肉切细，醮上葱花、芥末等调料生吃。先秦时期，就有脍法，原料以牛、羊肉为主。汉魏以后，食脍之风更为盛行，不过，作脍的原料且变成了以鱼为主。魏晋人作脍特别讲究刀工。洗净的鱼递给厨师，“鸾刀若飞，应刃落俎，靃靃霏霏”，生鱼片的厚度，“秋蝉之翼，不足以拟其薄”。作为其食材的淡水鱼，选择起来也颇为苛刻，鲤鱼、鲈鱼达标，鲂鱼更好，若遇上甲天下之“梁水鲂”就是抽到上上签了。
3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居就粱，梁水鲂”的组合，恰是辽东地区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进一步紧密交集的例证之一。人们的经济方式开始了从攫取型向生产型的自觉转变，也使面向自然的开发成为时代的主潮，并令后代相沿成习。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绕居就城而去的汤河即太子河的一条支流，而居就城南骆驼山出土的辽金时期壁画《垂钓图》，恰如时人持续保留水上开发活动的一个意外注释。鱼米之乡的辽阳，曹魏时期就已经有了更大的能力将自己的农副产品更大量地向境外输送，“漕运天仓满，飞随海舶风”——繁荣的物流景观，壮哉如此！
人间多少事，亦在举箸间！刀兵满地，烽火弥天，与那个动乱世相匹配的竟有一种味淡香轻的天然供给，让人明心见性，避开焦虑和浮躁。“居就粱，梁水鲂”二者手牵手走上餐桌，更成就了美食的绝配。曹操于案前怕不是会感慨连连，击节不已？我常会臆想他此时的样子。端起热乎乎大陶碗的瞬间，他的奸，他的雄，都当隐去，他嗅到了辽东土地与河水的味道，进而希冀“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民众长久康宁，甚至上天的“恩德广及草木昆虫”，他的脸庞因如此遐想而像一朵菊花，每一道皱纹都奔放着笑意。
其实，高粱米水饭加酱焖河鱼，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人们倍加喜欢的食谱。食物亦即“本草”中的药物。吊一吊书袋，可知：鲂鱼性温，味甘，具有补虚，益脾，养血，祛风，健胃之功效，对于贫血症、低血糖、高血压和动脉血管硬化等疾病的发生能起到抑制作用；而高粱有一定药效，和胃、健脾、消积、温中、涩肠胃、止霍乱，以高粱为主食的地区很少发生某些皮肤病。食药同源，曹操深谙此理。大兵团参战的战马，容易携带一种疥虫，而疥虫又容易触发士兵的疥疮，给战斗力带来致命的威胁。而高粱有抵御疮癞的作用，正被戎马倥偬的曹操不期而遇。
这脆弱的人世，依食养，依药医，随时仰仗的皆是上苍的慈悲。
看来“居就粱，梁水鲂，……”这首爱挂在曹操那代人口头上的古老民谣，就今天我们的营养过剩而言，也不应该只是淡漠的字里相逢；起码需要放开喉咙，吼上两嗓子才是！
感恩天赐。
香气盈尊
一时间，眼前影影绰绰，那些被称为炊具、餐具的器物，犹如国际象棋的棋子一个个立着，随处出现，并且有人峨冠博带，有人黑帻短衣，不断将它们拿起再放下。于是，这些由泥土和细砂烧制的陶器，便发出了两千年前的交响：金属的铮鸣、木梆的浑厚，以及水流般的淙淙……
我从辽阳博物馆回来，常生如此梦境。
记得橱窗里的展品，被洗刷得非常洁净，曾经掩埋它们的泥土不着丝毫痕迹，潮湿的霉斑也已消退殆尽，它们被深紫色的绒布小心托起。但是，它们土灰色的调性，还是倔强地呈现了出来，形成无可回避的气场，恰似旧光阴的喻体。一派无需自崇的贵气，几许无需包浆的沧桑。参观那天，我向它们走去，跟随着标牌上的文字，举起手机，一一记录古人使用过的锅碗瓢盆，内心虔诚而审慎。
年3月19日，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来到辽阳北园，人到中年，一袭长衫。汉魏古墓里的诸多壁画令先生连连称绝。在一幅宴饮图前，他停下脚步。他看到几个小吏正趋身前来，并且，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一件有趣的东西。那物件是要献给正襟危坐的主人的，“腹圆而高，上有管状长颈，与今之胆瓶相类”。这件器物，令先生好一阵端详。末了，他一声击掌，越发认定此物——“盖酒器也！”
“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诗经》里的歌谣口耳相传。在中国，酒与诗并蒂开放。与酒有关的事物，也如诗歌一样深邃、细腻。
李文信先生认定的那件长颈瓶，因口小，为盛酒专用，叫“罂”。先生阐释着。他说它与大口的钟壶不同，与汲水的瓶也稍有区别。诸如此类的严密周详，锱铢必较，只有古人喜欢去做。今天的我们似乎没有了这般苛刻的能力，或是趣味，这到底是古人过于细致，还是我们变得粗俗了？
古人较真儿的劲头儿，令我辈慑服。同样是碗，大一点的叫盂，小一点的又叫缽了。周代的规定有着十足的仪式感，箸只能用作夹取菜类，而吃饭则必须用勺，不得弄错。古人对食具的称呼也有严格细分，盘之大而深者为盆，盘下附有高足者为豆；陶质的豆又称为登，竹质的豆则称为笾，豆是此类物品的泛称，但只有木质的才可堂而皇之的称为豆。指向一概精准。
李文信先生引经据典，证明罂在汉代的确为盛酒、酌酒之具，只是后世因酒注、酒壶的流行，“此器不传，人亦少知其形者”。我在博物馆的橱窗前驻足，久久地盯着古人用过的食器。它们身上当年油脂和淀粉的积垢，已经被岁月消蚀得了无痕迹，而香气却能在我的鼻息下隐约回荡。李文信在辽阳的考察大有收获。比如罂的现身，他说，“汉代图文上亦少见其状，此新资料也”！
这是在辽东古老丹青中的喜人发现！
“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汉魏晋时代，辽东大地，一片酒香。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响在耳畔：“辽东负阻之国，势便形固，带以辽海。”这是曹植《谏伐辽东表》的发轫之言。紧接着，便是“鸣鼓举觞爵，击钟釂无余”，又是一场宴筵的开始。即使民间，酒也是一种慰藉。“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在沉重的岁月中换取些许的轻松。
在辽阳四面八方出土的鼎、鬲、簋、爵、觚、觥、觞、尊、觯、斝、盉、壶、卮、卣、敦、豆、瓿、盘等等，哪一件不是与酒有关？盛酒，储酒，酒宴，酒歌，相关酒的活动和事务，统统逐一与不同的器具对应、组合，“交觞接杯，以致殷懃”。
一个创造与享乐紧密交织的时代。
曹魏君臣观沧海、望辽东，心情复杂。曹植诗曰：“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关于辽东的战略话题于烟气中展开讨论。曹军占领邺城，与山海关外的辽东咫尺之遥，对独占其地的公孙氏是取是弃，舆论不一。心雄天下的曹操当然主张攻伐，而曹植却不以为然。他在《谏伐辽东表》中表达了自己的战略思考：“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劝农桑。三者既备，然后令伊管之臣，得施其术；孙吴之将，得奋其力。若此，则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闻。”曹植的目光起码锁定的是米袋子、菜篮子。暂时放弃辽东，并让它休养生息，是当时曹魏大臣的主流意见，也终为曹操所采信。
酒继续，诗继续，“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
曹操朗声唱道：“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帝王的骨子里，依然一精明农人！
曹植作《大魏篇》：“丰年大置酒，玉樽列广庭。乐饮过三爵，朱颜暴己形。式宴不违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赞若惊。”在宾主的的欢呼中，辽东晏然。
魏晋时人爱酒是出了名的。“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辽东高粱可以为曹家御粥，高粱酒同样醇香四溢，美不胜收。曹植醉意酣畅，友人大快朵颐，“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令李文信先生久久注目的那一种叫“罂”的酒器，不管摇晃在谁的手中，都是一汪激情的泉浆，一件言志的触媒！
在那个时代，“罂”，在《汉书》中曾置于贵族霍禹家中的酒垆之上；也曾被“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高高举起，其“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借糟”之状，恰是散淡名士们集体的精神素描；亦有一位叫辛宣仲的晋时人物，“截竹为罂”，用以盛酒。人问其故，宣仲曰：“我惟爱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并耳。”可见罂中又有气节在。
好一枚长颈大腹小口的器物，热烈地拥抱着关于酒的故事。
闲暇中，不时翻出辽海前辈、古文字学家康殷的《文字源流浅说》，不仅沉浸在老先生的蝇头行楷的美妙中，也特意盯着那些“鬲”“缶”“角”偏旁的字细读，追寻它们从甲骨、金文至后来的演变面貌，遥想古人用餐情景，来自时间深处的阵阵暖意便陡然间盈满心怀。康殷先生于古文字的识见别具只眼，“悟性开觉于金、甲文字形，破绎其构成奥秘，勾玄发微，解读鸿儒所未详者逾千，刊正先贤典籍错讹，功劳至钜，先生之学于此最著”。更令人惬意的是，先生亦善绘画，将那些文字所代表的坛坛罐罐制成图画，示人以一目了然。我每每躬读，如醍醐灌顶。
那些器物，同样出于泥砂水火，却因形状不同，而有了不同的使命与肩负。又因这样的种种不同，它们而有着不同的称谓。睿智的古人知道它们的分野，又用它们各自的形状创造了不同的汉字。书画同源。神游于康殷先贤的著作中，我看到这些汉字之间的血脉相连，它们用迥异的间架结构，完成了对不同器物的苛刻指向。“鬲”“缶”“角”衍生了一系列餐具、饮具、炊具的名字；它们分支散叶，穿越时光，组成一个庞大的族群。
遗憾的是，没有什么是不朽的。一些古老的器物，无可避免地消陨了。但它们的表情，却储藏在古文字的字形里，储藏在古老绘画的线条里，一撇一捺，一鳞一爪，保留着初民活动的蛛丝马迹，将开天辟地似的文化启蒙艰难拓展，将地老天荒般的缥缈记忆温情挽系。
“罂”，也是易碎的，好在它于辽阳遇见了后世知音李文信。
在辽阳汉魏晋时期的墓葬壁画中，宴饮场景是屡屡出现的题材。它是那样被墓主人所希冀，也强烈地让画工们所倾情。画面中，帷幕高悬，几案宽阔，服侍者小心谨慎，享受者表情庄重，缭绕的线条于器皿上腾起，是热气散发，是滋味弥漫，是对一截岁月的守望和询问……食物的香气，长久地充盈在天地之间，古人用其时的器物搯走了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并留下了永远的心思，珍贵而温馨。
李大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高级编辑。早年作品散见《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解放军文艺》《散文》《青年作家》《福建文学》等刊，部分篇章入选《中国散文诗90年》《辽宁诗典》等权威版本。以努尔哈赤为原型的长篇散文诗《远钟》获全国满族文学奖。近年致力于辽阳地方史研究，并以辽东乡土资料为素材进行非虚构写作。以《沧桑辽阳》《诗歌辽阳》《辽城诗魂》《辽阳五十弦》为总题的系列散文、随笔，见诸于《中国地名》《鸭绿江》《文存阅刊》《沈阳日报》《辽海散文》等报刊。出版《“王尔烈寿屏”解读》《努尔哈赤辽阳纪事》《弦歌辽阳》等学术著作，及其他散文集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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