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春芳
夜，已经很深了。银色的月光洒满了卧室。我取过案头一本陈旧的照相簿，在灯下一张张地翻阅着。当翻到一张瘦脸庞短头发的相片时，我的手停住了，那是我四十年前拍的一张照，当时才十七岁。想起来还有同样的一张，那是贴在关书上的，从此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
人，都有童年。然而有的十分美好，有的却悲苦万分。我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的贫民窟里。父亲是个海员，为了生活，长年累月地在海浪中辛勤操劳，将所得的微薄工资养活一家四口。每次出航，我母亲提心吊胆，早盼晚望地等着他平安回来。他的安危与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记得有一次，传说我父亲的那只船在吴淞口外触礁了。我母亲流着眼泪，携着我和哥哥赶到码头，望着滚滚的激流，从早等到天黑，从夜望到天亮，直到第二天中午，我父亲的船终于进港了。母亲噙着泪望着父亲，说不出是喜是悲，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由于父亲工作的辛劳和一家人生活的艰难，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产生一种早些出去工作、减轻父母负担的念头。于是在十二岁我就进了科班学艺。
我从小爱好戏曲艺术。当时越剧已红遍上海，电台上、戏馆里、小巷中一片越剧声。我家里穷，没有收音机，我就跑到商店门前去听，没有钱看戏，吃过夜饭，拿条小板凳坐到剧场门口墙脚下听，边听边跟着唱。有一次，母亲叫我去买酱油，我站在店门前听收音机广播越剧出了神，把买酱油的事也忘了，直到母亲找来，才醒悟过来。有一年春节，亲戚送来两张戏票，我与哥哥争着去看。结果，母亲带了我去。那天夜里，演出的是马樟花的《仕林塔》。我看了，留下很深的印象。就从那时起，我也渴望着当一个越剧演员。 有一次，我搞到了一本越剧小唱本，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整天捧着它，学着唱，还拿了一块手帕当水袖，边唱边做，简直着了迷。有一次，不知不觉地在梦里也大唱起来，把一家人都唱醒了，被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顿。有一年夏天，在家门口纳凉时，我跟着收音机唱了一段《仕林祭塔》，居然也围着不少“观众”。当我唱完后，他们拍手鼓掌。就这样，我对越剧越来越迷，要当一个越剧演员的信念也越来越强。 十二岁那年，我上街看到墙上贴着一张越剧小科班招生的广告，急忙连跳带蹦地赶回家，要求父母让我去学戏。谁知两老不同意，一是唱戏名声不好听，二是进科班要离开家，舍不得我出去。这象一盆冰水波在我火热的心上。我憋着气，好几天挂着眼泪，不讲一句话。父亲看我学戏的意志坚决，只得依从了，并陪我到鸿兴舞台报了名。当拿到关书，看到上面写着的条文时，父亲又动摇了。他捧着关书，抖着手，含着老泪，声音也有点哑了，说：“雅珍（我的小名），不要去学戏了吧，家里再苦，我们也要苦在一起……”可是，我仍不听，一定要吵着报名，父母无奈，才同意在那张关书上画了押。 我进了小科班，名义上虽然拜了师，实际上师傅并不真正传艺，全仗自己暗暗看，偷偷学。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旁看客师（从外地请来的主要演员）演出，那个客师见我在台旁看戏，一下场便朝我白眼，我吓得立即钻到后台去。那时，做演员一定要学会上台引子、坐台白，还有许多赋子，如家堂赋子、游园赋子、容貌赋子等等。因演出没有剧本，师傅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和人物的进出场，名日“路头戏”，我们就按照师傅讲的情节在台上把这些赋子配上去，自由发挥。由于自己没有文化，全靠硬记硬背。旧社会学戏学艺是如此之难。在小科斑里，生活上也是十分艰苦的。一碗米饭，二根萝卜条，那是经常的事，逢年过节才烧几只菜。为了抢菜，非得把饭吃得很快，否则菜吃光了，就得吞白饭。所以，至今我吃饭还是很快，那是在学艺时养成的习惯。尽管在科班里条件差，学艺难，生活苦，我还是勤奋地练，从不叫一声苦。 六个月后，师傅就叫我们“串红台”了。有一次演幕表戏《薛仁贵征东》，我扮演薛仁贵之子薛丁山。由于没有舞台经验，一上场昏了，在慌乱中把说白念颠倒了，说：“我薛仁贵，父亲薛丁山。”引得观众哄堂大笑。戏结束后，师傅拉我至唐明皇的像（戏剧之神）前，罚我跪下。我开始不肯，师傅拿着棒打我才跪。一气之下，我跪着不起。要不是师傅又用棒逼着，我也可能会跪到天明。由于我这种倔强的性格，遭到了师傅好多次打骂。后来渐渐使我认识到，这种铁顶硬撞的办法反而吃亏，于是改变了对师傅的态度，依顺听话，这办法似乎也有点灵验，从此就少挨打了。现在回想起来，师傅的严格要求对我也确实有好处，否则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不久，我就唱主角了，跟着剧团走南闯北，到杭嘉湖一带演出。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灾难深重。我们为了生存，背着行李，拖着布景、道具，乘的是乌篷船，住的是庙堂，在城镇的茶楼上和农村的草合上演出。有一次，有个日本翻译喝醉了酒，闯入后台，师傅把我们藏到佛像的后面去，才免受一场祸灾。又一次，我们在嘉定镇演出，有个女演员因不肯去陪伴日本人，我亲眼目堵她被来请的日本翻译用手枪活活地打死在石桥上，尸体落到河中。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生活条件又差，好多人患了疟疾病，头上白虱，身上瘫疥疮，真是“台上笑脸迎，台下泪暗吞”。多少姐妹被折磨至死，多少姐妹被逼离了舞台生涯。旧社会的艺人命运就是这样悲惨。开始，我们科班有四十余个人，后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我虽然也深感学艺难，做戏难，做人难，但为了生活，为了当演员，我还是忍受住种种煎熬，坚持了下来。 三年学艺生涯结束了，该出科了。可是师傅不放，定要我为他再唱半年帮师。碍于情面，也无法推卸，只得又在班里耽了几个月。不久，师傅因病过世了，我才跳班出去。旧社会的剧团最多半年，有的只一两个月，就拆班散伙了。原因很乡，有的合作不好，有的没有生意。满师后的短短几年中，不知跳了多少剧团。先后与徐天红、王文娟、李慧琴、裘爱花、罗佩琴、茅胜奎等合作过。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进雪声剧团与袁雪芬大姐合作，后来又进东山越艺社与范瑞娟、傅全香合作才比较稳定。这一时期也是我艺术上得到成长的阶段。尤其是袁雪芬、范瑞娟大姐给我的影响更大。在一九四七年前，我的演出都在一些中小型剧场，演的是由师傅口授的幕表戏，根本不讲舞台调度，也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更不谈戏的思想内容，只要演出上座就行了。进雪声剧团后，雪芬大姐改革越剧，由新文艺工作者参加，建立了剧本、导演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珊瑚引》和《金枝玉叶》的演出，一改旧越剧舞台上的风貌。这使我开始懂得什么叫艺术。从此，我再也不演幕表戏了。在表演上，范瑞娟大姐给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东山越艺社唱二肩时，我直接得到她的教益。一九五O年，我进合作越剧团与戚雅仙搭档，挑起头肩小生重任后，因实践的机会多了，扮演的角色也多了，感到更需要吸收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已。于是，我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性格，又吸收了尹桂芳、徐玉兰等大姐的表演和唱腔特点，充实丰富自已，取长补短，在不断的演出中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我在越剧舞台上已度过了足足四十年，这四十年，我经历了许多风雨，饱尝过无数苦难。解放以来，尤其是进合作剧团与戚雅仙合作后，我演过二十几个角色。如传统剧《白蛇传》中的许仙，《玉堂春》中的王金龙，《血手印》中的林招得，《王老虎抢亲》中的周文宾等。一九七九年剧团重建后，我又排演了新编历史剧《光绪皇帝》。这些戏演出后，虽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今年虽已五十开外了，但我还想为党的文艺事业、为灌溉越剧这朵鲜花作出新的贡献。
图片来源于台州黄悦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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