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然无闻深藏羚城的唐李将军碑

《唐李将军碑》是甘肃省境内为数不多的唐代碑刻之一。原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卡车乡安步族村西的台地上,年移至甘南州展览馆院内。现立于h合作市州博物馆院内,年3月公布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甘肃通志》等地方文献记载,立碑处是古代由洮州(今临潭)通往叠州(今迭部)的通道,也是唐代由洮州通往石堡城(今卓尼羊巴)的必经之地。这座碑用红色细沙岩雕成,身高4。95米,宽1。32米,厚0。5米。碑体伟岸,突兀壁立,在传世的唐碑中罕见其铸。千余年来,《李将军碑》巍然盗立在古洮州地的群山荒野之中,成为当地汉藏人民所崇敬的古蹟。故早在清代以前,碑所在的地方就被当地人叫做“石碑沟门”。十年浩劫中,碑被诬为“四旧”推翻在地,碑身、碑座(屭贔)分置两处,所幸未遭击碎。清除“四害”后,才被移至甘南文化馆院内,得到妥善保护。

此碑碑额以三层叠装的二龙戏珠浮雕为饰,又配以云纹图案,正中托出“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九个隶书大字。字体庄重,刻工亦佳。碑文通排三十行,行七十余字,可惜由于长期暴露在野,栉风沐雨,碑文剥蚀严重。大体碑的上半部存字较多,每行可辨识者多的十余字,少的仅四、五字,下半部则基本上漫漶到点画略无了。书体正楷,偶而行草间出,细审之,运笔结体宗欧阳率更,神韵凝重而气势飞扬,饶有盛唐碑版气度。书丹及撰文者姓名均剥勒无考了。可能由于地处僻远,《李将军碑》竟长期寂然无闻于金石界。

我们在清以前的各家金石书中没有发现记载,在有清以来大量的金石著录书中也迄未发现记载。同时,也至今没有看到过比较早期的拓本。现在所能看到的碑文录本主要有两个,一个载光绪《洮州厅志·金石》,另一个载成书于民国年间的甘肃学者张维的《陇右金石录》。两书相比,后者较前者录存的碑文字数较多,且附有张氏简略的考证。但总的说来,这两种本子所据以抄录碑文的拓片,大致都出于晚近的俗工之手,因此,不仅碑文脱漏甚多,且释文亦不无外讹处。在无从搜求早期拓本的情况下,甘南文化馆的同志曾不惮远劳、负笈访碑,将布满尘垢苔藓的碑身洗剔干净,然后摩挲细读,从而获得了一个新的记录本。这个记录本较字张氏《陇右金录》本多出一些字来,但由于张氏过录在前,当时一些隐约可辨的字,现在已完全损,因此,也有若干张氏本有而新录本无的字。我们以新录本为底本,再参考张氏本及《洮州厅志》本,参校补直,乃得到一个碑的现状条件下,算来是存字最多的本子。自然,碑文漫漶太甚,我们释碑的水平又低,错释漏释者仍所不免,望读是碑者不吝指正。

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

为方便研究,现将新录碑文抄之如下。文内缺损字标以“口”号,缺损字数不详者标以“*”号,缺损难辨以意度之者,字外加“口”号。

1.大唐故临潭侯左金卫大将国*

2.飂言地火之风鼓天下口动*

3.天子所以授城口将国也也认口山*

4.天同姓锡为李氏口名口口增华*

5.性预立体远知爱诸眷*

6.蕃入殊溪大岑将军督统兵马口口口口口获*

7.府折冲九年春口口元经*

8.逾万计防御陇右口口朔方北*

9.牛马兵口器械遒将口口口口卫*

10.好戎犯大斗狄口山丹潜口亲*

11.林上下兼保塞州刺史口口陇右军*

12.将军口尽闻口口上口利请先纵弃*

13.并至口口式嘉赠父口道右武*

14.振口口口口荒儌十六年秋口陇右节口口使*

15.不口口迁右武卫大将军其年夏秋口口入*

16.天朝通籍金门口口口口阶*

17.明命以将军战必胜中*

18.屠洪济垂身不测其中*

19.石堡有若金汤*

20.则至矣事未口成口口养*

21.恩泽口恰口口煦荐臻口口诏使相望*

22.夏六月卒于临洮私第春秋口十有口口边*

23.恩口口文口分盛口口使持节诸口事夭水郡太守*

24.崇泽山河重复连峰沓障隔阂笔团

25.质永锡孝思窃比载书明征盛曲口口泣*

26.昭将军性习风贤苗夏蒂同*

27.边尘扫尽申命忠节兮有死无隐荣命口口兮口口口圣*

28.圣君青龙玉剑兮口御口口日口口阳兮口茂*

29.于昭将军兮凉夭阴咦生邜之内口死休*

30.东溟出西祀黄裳元口筮于翠璧口口塞北永*

这座唐碑的碑主是个什么人物,从残存的碑额及碑文中,我们只知道其人姓李,以军功位至“临潭侯、左金卫大将军”。至于他的名字身世等,碑文均不能自明。于是,在甘肃民间和某些地方文献中,出现了不少关于“李将军”的猜测之词。据我们所知,由于碑主姓李,碑在唐代洮州境内,残存碑文中又可隐约看出碑主有过与吐蕃作战的经历,因此,言此碑者总是将碑主同唐代洮州名将李晟及其家族联系起来。比如,光绪《洮州厅志》说,这位`李将军”乃是李晟的第五子李宪,“相传原石旧拓犹可辨认”。查《旧唐书·李晨传》附《李宪传》,李宪的生平与碑文中略可窥见的碑主情况全无相合之处,李宪并未得到过将军的职位。显然,李宪说是不能据信的。对此说法,《甘肃新通志稿》曾提出过驳议。但该《稿》又说,李晟之子李悬曾为“左神武大将军”,“宪与悬音近”,或有传讹的可能。也就是说,《通志稿》认为碑主是“李悬”。事实上这更是一种依托之谈。查两《唐书》李展本传载其十五子中,并无“李悬”其人,李晟诸子佼佼者若李愿、李慰、李听等,也没有任职为“左神武大将军”的。唯考之裴度所撰《李晟碑道碑》,其子李慰曾任此职,“李悬”可能是李慰之讹。然而,李慰事迹无论两《唐书》、《李晨碑道碑》,均略无记载,根本无从考实《通志稿》仅仅因为碑额有“大将军”三字,便在李晟诸子中强加牵合,却忽略了李晟诸子领衔为“大将军”者不一而足,并非仅只李慰一人。张维先生在其《陇右金石录》一书中,虽然没有考定碑主是何人,但他不同意李晟诸子之一的说法。他认为,碑主的活动当在开元、天宝之际,“而此碑则立于役后,大抵仍在天宝中叶”。他进而指出:“至广德以后,凉陇沦陷,唐之西境,北不过潘原,南不逾陇山,不惟无边功可言,即边将如李将军之属,亦安能从容归葬、树碑故里?故西平以祖思恭、父钦代居陇右为将,其卒也仍葬高陵,况其诸子而能立石于久为蕃居之洮州之地乎?”张氏这段议论无疑是可取的。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危机四起,国力疲弊,而吐蕃却正当强盛时期。代宗广德元年(的年),吐蕃尽取河两陇右之地,军锋直逼长安。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分州以北,皆为左荏矣。”`1代宗以后,唐与吐蕃的军书冲突大体都在关陇腹地展开,开元、天宝之际战火不息的洮、岷一带,此时成了吐蕃势力的后方。诚如张氏所言,广德以降,唐在河西陇右的广大区域并无边功可言,史籍中也找不到一个因与吐蕃作战而显名的李姓将领。李晟诸子如李愿、李慰、李听辈,不但其活动时间大致都远在广德以后的长庆、开成之际,而且生平事迹也基本上与吐蕃无涉。同时,据《新唐书·李晟传》载,贞元七年,李晟因“临潭未复,请附贯万年”,这个请求得到了德宗的准可。可见其子辈都改籍为京兆万年县,唐政府更无必要大费周折的为其中某一位到洮州去建标立碑了。

碑主是李晟的说法,在甘肃流行最广,让我们也略事考辨。

首先,碑额书“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故”字表明碑立于碑主役后,不是碑主生前因军功而立的纪功碑之类,碑文中所署官衔,自应是碑主生前的 职位。史载,李晟死后,其衔为`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谧忠武”②,裴度所撰《李晟神道碑》称“唐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这与碑主署衔“临潭侯、左金卫大将军”者,在职位上存在着明显的高低之差。如果说这是李晟死后特在其封地树立的功德碑,则更不应署这样一个低衔,这与褒扬功德的宗旨不符。事实上李晟一生,从朱受爵为“临潭侯”。

其次,据《旧唐书·李晟传》载,李晟于贞元九年八月死于长安府第,德宗“震悼出涕,废朝五日,命百官就第临吊。”后来陪葬高陵。而碑文第二十二行载,碑主`夏六月卒私第”,碑在洮州,其葬地亦必在洮州。又,李晟封爵为西平郡王,两《唐书》及裴撰《神道碑》称其死为“薨”,碑文中则称碑主之死为“卒”。查《新唐书·百官志一》:“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碑文中虽然没有保存下年号字样,但出现过两个基本可辨的纪年数,一个是第七行的“九年”,另一个是第十四行的“十六年”,这两个纪年数在碑文中相隔仅七行,其年序相接似无疑义。考唐代纪年中,唯太宗贞观、玄宗开元三个年号超过了十六年。太宗贞观年间,唐与吐蕃虽在与洮、叠、岷三州地望相近的松州地区发生过战事,但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以后,唐与吐蕃的关系有过一段时间的修好,至少在贞观十六年前后,夫曾在洮、岷地区发生过冲突。因此,碑文所透露出的围绕着石堡城的战事,不会是贞观年间的事情。至于德宗贞元年间,如前所论,吐蕃早已据有了洮岷诸州,终德宗朝,唐军从未在这里发动过争夺石堡城的战争,故碑文所言战事也不会发生在贞元年间。这样,可以断定碑文里出现的“十六年”必是开元十六年。据史载,李晟死于年,享年六十七,其生年当为开元十五年。⑥当开元十六年时,李晟尚在极负之令,碑主断不是李晟,这是无须再断断置辩的了。

那么,这座堂皇巨碑的碑主究竟是谁呢?

经过初步研究,我们以为此碑的确与李晟家族有关,它是李晟的父亲李钦的神道碑。残存的碑文为我们提供了李钦生平的某些方面,也为深入研究李晟这一重要厉史人物保存下一些史书所不载的资料。

本钦其人,史书语焉未详。我们断碑主为李钦,须经过一些简单的考证。

《日唐书·李晟传》云:“李晟……祖思恭、父钦,代居陇右为裨将。”《新唐书》同传略去了李钦名字,只言李晟的先辈“世以武力仕,然位不过裨将。”对李钦官职记载较详的,还是裴撰《李晟神道碑》:“考钦,皇左金吾卫大将军、陇右节度经略副使,`赠太子太保。”以此与残碑所载碑主官职相对照,“左金吾卫大将军”即”左金卫大将军”,两碑相合。再读残碑碑文,第十四行出现“十六年秋口陇右节口口使”等字,这段话中的缺字大体可以意补为“十六年秋,园陇右节口口使”,如揣之不谬,则两碑又相合。

碑文第十四行言碑主迁陇右节度副使,十九行出现“石堡有若金汤”等字,紧接着,第二十二行即写到碑主之死。从这些蛛丝马迹式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碑主是在开元十六年以后,在参与了一次与 的石堡城有关的战事后,不久即死去的。其死年似不超出开元纪年。史载,李晟“生数岁而孤,事母孝谨。⑥”李晟生于开元十五年,“数岁而孤”的“数岁”,一般应理解为十岁以内。即使定其丧父之年为九岁,则其父之死也未超出开元纪年。这样,史载李晟少孤与碑主之死亦相合。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我们注意到碑文中出现了“洪济”、“石堡”这两个唐与吐蕃反复易帜的地名,碑主的事迹既然同这两个地名有联系,我们不妨再沿石这个线索试作考求。洪济城与石堡城的准确地点,史学界尚无确论,我们暂不论之。一般说,一提到洪济、石堡二城,人们很容易联系到天宝八年哥舒翰攻拔洪济、石堡的 战役,联想起唐诗中“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只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河“,的 诗句。这是因为天宝八年的石堡城之役,是唐与吐蕃之间一次 的硬仗。哥舒翰率十万之众苦战三日以死伤逾半的代价,拿下吐蕃全力坚守的石堡城,迎合了开边不已的唐玄宗,从而获得高封厚尝⑦。这次战役影响甚大,在洮州境内也遗留下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所以,人们很容易把李将军同这次战役连在一块。张维先生正是由此得出李将军“其人盖在开元、夭宝之际”、“大抵仍在天宝中叶”的结论的。他在一段《跋洮洲钟铭》的短文中曾申述了这一看法:“考《唐书·吐蕃传》,天宝元年吐蕃破洪济城,八年,哥舒翰复拔洪济城,同年攻拔石堡城。当时,李将军盖均身与其役,故铸钟以纪其勋绩,碑则立于死后。”⑧这里所说的钟,是一口高七尺五寸、口周一丈二尺的唐代铜铸大钟,旧时悬在临潭文昌庙内,据闻民国年间犹存,今巳佚去。值得注意的是,这口钟上残存的铭文,多与《李将军碑》相合,故张维先生认为钟与碑同为与李将军有关之遗物,钟是李将军参与了天宝八载石堡城之役后铸造的,碑则立于他死后。《洮州厅志》和《陇右金石录》均载录了此钟的残存铭文,其字数比之碑文更少得多,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钟、碑之间的确切关系,也不敢率尔以钟铭来补订碑文。这口钟是否与李将军有关的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是,我们不同意张维先生关于碑主“身与”天宝八年之役的说法,理由很清楚,如前所论及的,天宝年号终于十四年,碑文中却出现了“十六年”,而这个“十六年”只能是开元十六年。我们认为,碑文中所出现的与洪济、石堡有关的战率,是发生在开元十七年的另一次战争,碑主李钦参加了的当是这次战争。

开元中,唐与吐蕃在河西、陇右经常发生战争,作战区域主要在河西西端、青海境内和洮岷地区。当时,唐朝国力甚强,双方时战时和,吐蕃势力墓本上受到唐朝遏止。开元十五年九月,吐蕃曾攻陷瓜州,切断唐与西域四镇的交通,接着唐凉州都督王君婆被与吐蕃串通的回绝人所杀。一时“河陇震骇”,情势紧急。唐朝乃任命宗室中的杰出人物信安王李晟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会同河西节度仗萧篙、陇右节度使张忠亮等,联兵防御吐蕃入寇。同年十二月,玄宗命陇右道、河西道以及关中兵和朔方兵,集结于临洮和会川,“伺虏入寇,互出兵背腹击之。”⑨十六年,唐军在青海境内有张掖县先后击败吐蕃。十七年,信安王李晟悬军深入,一举攻克吐蕃要塞石堡城,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关于此次战役,(旧唐书·信安王檬传》载之甚详,现引录如下:

“先是石堡城为吐蕃所据,侵扰河右,勒命与河西、陇右议取之。镜到军,总率士伍,勉期攻之。或日:此城据险,又为吐蕃所惜,今总兵深入,贼必并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则狼狈。不如按军持重,以观形势。棣日:人臣之节,岂禅险远,必期众寡不敌,吾则以死继之,苟利国家,此身何惜!于是督帅诸将,倍道兼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其数甚众,仍分兵据守以遏贼路。上闻之,大悦,始改石堡城为振武军。自是,河、陇诸军游奕拓地千余里。”(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与此互有详略,亦可引来参见之:“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林又率兵赴陇右,拨其石堡城,斩首四百余级,生擒二百余口,遂于石堡城置振武军。仍献其俘囚于太庙。于是吐蕃频遣使请和。”

从这些记载中,可大略看出这次战役的始末及影响,看出唐政府对这个胜仗的重视。虽然在两《唐书》、《通鉴》等史籍中,没有找到李钦参加这次战役的明确记载,但根据前面我们所作过的分析和考证,基本上可以推断李钦参加了这次战役。。试从残存的碑文中寻绎其概:李钦出身于一个“世以武力仕”的家庭并生长在民族错杂的洮州,似乎比较早就成为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碑的前半部的文字不难看出大致都是讲他所经历的战事。第十三行有“口口式嘉赠父口道右武”等字样,推测可能因为李钦的战功,唐政府曾赠封了他的父亲李思恭。第十四行至第廿二行,主要讲他身与开元十七年之役的经历。大致是,开元十六年秋,他被任为陇右节度经略副使,可能同节度使张忠亮等同受信安王李祖的节制,成为李祖魔下的“诸将”之一。不久,又迁右武卫大将军。碑十七行“明命以将军战必胜……”十八行“屠洪济垂身不测其中口”、十九行“石堡有固若金汤团”等,都是说他在开元十七年之战的作用。具体说,很可能是在攻克固若金汤的石堡城时,他立下了卓著的战功。廿行及廿一行出现的字句,如“事未口成口口养团”、“思泽口恰口口煦荐臻口口诏使相望”等,使人怀疑在石堡之战中这位“战必胜”的将军立了功,也负了伤,因此受到唐政府的格外眷顾。卧伤期间曾有“诏使相望”之荣。自然,这肯定是与攻拔石堡后唐玄宗的“大悦”分不开的。第廿二行,即言李钦死在临桃自己的家中。关于李钦死于负伤的推测,在碑文的铭词部分亦可找到旁证,第二十七行云:“(口口口口兮)边尘扫尽,申命忠节兮,有死无隐,荣命口兮…”这些柬辞,在旧时的神道碑之类中,通常用之于死于国事的人,特别是死于戎事的人。看来,李饮死时正当感年,由于石堡城一战意义甚大,他被迁为左金卫大将军,死后追赠“口使持节诸口事天水郡太守团”等。“临洮侯”的封爵亦必得之于死后的追赠。《旧唐书·李晟传》载,贞元四年,唐德宗因李晟功高盖世,诏为李晟“立五庙”,自李晟高祖李芝以下四代人皆有追赠。裴度《神道碑》言李钦`赠太子太保”,当即得自于这次追赠。这样高的追赠,显然与贞元间李晟的显赫地位分不开,事实上超出了一个节度经略副使所应得到的封赠规格。

了解了开元十七年石堡城之战在当时唐蕃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了解了李钦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和可能死于此战的事实,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唐朝何以为一个“位不过裨将”的将领铭立如此堂皇的巨碑。显而易见,这座碑,还有那口大钟,都含有通过李钦来纪念石堡之战的意义。我们以为,这座碑立于李钦死后不久,并不是李晟显赫后为其父追立的。李晟当天宝以后逐步拔起于部伍,大历、贞元间位高权重,德望极隆。这时候,他的故乡及封地久已重陷吐蕃。李展为人极谨慎,虽封爵为王、位列三公,每小事亦必慎审处之。可以想象,他是不会冒着风险在桃州为其父树碑的。

这座残碑为唐史的研究弓I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石堡城的地理位置问题

石堡城是唐代前期唐、蕃争夺不休的一个军事要塞。高宗、玄宗两朝,石堡城曾几度易手,每次都经过激烈异常的战斗。唐玄宗出于好大喜功的心理,对石城堡的得失尤其看重,名将王忠嗣曾因为不赞成用几万人的生命作代价来夺取此城,几乎被盛怒的玄宗处死。接着终于发生了哥舒翰天宝八年得不偿失的石堡之战。这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的战争。,使得石堡城成了唐代人民十分庆恶的名字,从此妇孺皆知了。肃宗至德元年,石堡城再次陷于吐蕃,自此以后,唐军的马蹄再也没有到达过那里。穆宗长庆二年,唐蕃会盟定界,唐方使臣刘元鼎在吐蕃使臣论纳罗的陪同下,赴拉萨订盟,途中经过了这一名城,他在《使吐蕃经见记略》中作了记载0。

石堡城名重如此,然而它的具体方位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传统的说法。

《通鉴》卷胡三省注日:“自鄯州鄯城县河源军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军,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石堡城,本吐蕃铁仞城也。”又,胡注引宋白日:“石堡城在龙支县西,四面悬崖数千仍,石路盘屈,长三四里。西至赤岭三十里。”石堡城即吐蕃铁仞城,此说源自曾身临其地的刘元鼎,当然可以据信。胡注中出现的河源军、白水军、定戎城三地,现在均难以确言其所在,所以,他所提供的这个方位,我们只能约略推测是在唐都州(今西宁、乐都境内)西南方向的某地。宋白说较胡说为清楚,赤岭即今日月山,西距赤岭三十里,则当在今徨中县境内,宋白之说,为清代官修的《续通典》新采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石堡城在西宁镇西南三百里的地方,没有明确指出它的位置。乾隆《西宁府新志》说法与顾氏之说相近,说石城堡在石城山,“西南去西宁二百八十里。”近人吴景敖在其《西睡史地研究》中说得较明确:“故址在西宁西南八十公里哈喇章图城附近之石城山。”即在青海省今共和县境内。

当代学者多取“西宁西南”之说,如范著《中国通史简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修订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等均是。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但我们可以以吴景敖的解说为其作注,吴说显然是诸传统说法中最明确的一家了。

可是,通过对《李将军碑》的研究,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似以《洮州厅志》为代表,又被《甘肃舆地志》等地方文献所采纳,并至今在甘肃的故耆宿中流行着。这种说法是:石堡城在临潭县城西南七十里山上,今名羊巴城,城在半山上,下临洮水,三面险绝,惟西南一路可通,“石壁峭立,营迹累累”。《洮州厅志》的修撰者在按语中说:“《方舆纪要》云,西宁镇西南三百里有石堡城,考其沿革,即唐天宝八载哥舒翰所克者。又云,其城三面险绝,惟一经可上,吐蕃以数百人守之,唐兵死者数万。其年月、形势俱与洮州石堡城适相符合,是否即此一城?敢以证诸后之考古者。”这里所说的“年月”的相符合,是指羊巴城里 的”八稷碑”上所署的年月,至于“形势”的相合无须我们再做解释了。

所谓“八稷碑”,因碑的形状而得名。碑作八面,每面刻字五行,每行三十六字。据《洮州厅志》、《陇右金石录》载,此碑原在羊巴城半山之上,仆地己久,文字颇有剥落。民国年间,碑被美国传教士从一个当地士绅手中重值购走,一说已送到纽约博物馆,一说载运途中沉入河中。碑文幸被《洮州厅志》及《陇右金石录》所录存。“八稷碑”碑文之末署“天宝八载秋七月二十一日记,张维先生据碑文考定,乃是年六月哥舒翰攻

拔石堡城之后,为建造石堡城战楼而立的碑,并据残存碑文定碑名为《石堡战楼颂》。

我们细读”八稷碑”碑文,感到张维先生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碑文骈体,许多字句是描写石堡城险要形势的,“题石堡城”等字样赫然在目。这样一座碑立在羊巴城中,自然对认为羊巴城即唐石堡城的说法,是一个有力的物证。

《李将军碑》的立碑地点,距羊巴城仅十余里,它与石堡城的关系已见前论。“八稷碑”与石堡城战楼的建造直接有关。看到这些文物,使我们有理由提出唐石堡城的地点问题来加以考求,对传统说法不能不有所怀疑。确定石堡城的地点,在研究唐与吐蕃的关系史上深有意义,对考定刘元鼎入藏的路线亦不无意义。兹将疑点陈述如上,聊供专家斟酌辨析。

第二,李晟的民族问题

《李将军碑》第四行残存下这样几个字:“口天同姓,锡为李氏。”假如我们关于碑主是李钦的考证不差的话,这几个字告诉我们,李晟的先辈并不姓李,而是被唐朝赐姓为李的。这一点两《唐书》李晟本传均未言及,对于研究李晟家族的历史来说,可算得一个颇有趣味的发现。李民的先辈既然是被赐为李氏的,考虑到唐代赐姓的常例,不能不使我们进而怀疑到李晟家族并非汉人,而是少数民族。

碑文第二十六行的文字为我们的怀疑提供了旁证:“于昭将军性习风贤苗夏蒂同口”,这“苗夏蒂同”四个字,不是分明透露出李钦本非汉人的消息吗?

唐代武将中少数民族很多,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事实。李晟家族世居洮州,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错杂混居的地区。李晟的先世“代有名迹,雄于西上”,似乎是这一地区一个有着武勇传统的名族,李晟本人十八岁从军,精于骑射,“身长六尺,勇敢绝伦”。这些都使我们进一步倾于初步断定李晟家族是少数民族,是一个接受了汉化并忠实于唐室的少数民族中的酉豪之家。

需要进一个探索的是,李晨家族研究属于哪种少数民族呢?

这是一个颇感困难的问题。

综合两《唐书》李晟本传及裴撰《李晟神道碑》的记载,我们知道李晟的上辈四代人,分别叫芝、尚、思恭、钦,在不知其本来姓氏的情况下,单从这些名字上的确看不出少数民族的特征来。“赐为李氏”是从那一代开始的,从李钦的残碑中巳看不出来。我们以为赐姓可能发生李钦之祖李篙时,并不是李钦本人。理由是,一:从残碑看,赐姓事出现在碑文第四行,按碑文行文顺序,是在追述李钦先世的事迹。李钦死于盛年,开元十六年后,位不过节度副使,其早年位必低微,如无殊功、不应享受赐姓的“隆遇”。假如是从李钦开始才赐为李姓的,李展的本传中也不应一字不提。其所以失载,

无非是因为年代久远之故。二:李昆的高祖芝,《旧唐书·李晟传》载,贞元四年诏为李展“立五庙”时,“赠陇州刺史”,裴撰《神碑》则干脆未提名。可见这位“芝”是一个无宦业可述的普通人物。两《唐书·李晟传》及裴撰《神道碑》在叙述李晟先辈时,都是从李嵩开始的。

裴撰《神道碑》载,李嵩曾为唐朝的氓州刺史,死后赠洮州刺史。由此可知李昆家族是从李嵩开始以武力仕于唐朝的。李嵩以下,李思恭曾为洮州刺史,死后赠幽州大都督。李钦情况巳见前论。这里引人发问的是,李嵩不过是一个官秩四品的下州刺史,何以能够获得“与天同姓”的荣耀呢?在史籍中无从寻求明确答案的情况之下,我们连想到唐太宗贞观初年松州党项羌诸酋豪不断率部内附的事,连想到党项首领拓拔赤辞内附后被“踢姓李氏”的事。

史载,唐太宗贞观初年,唐朝对居住在松州以西的党项羌诸部采取了招谕安抚的政策,招诱党项族编户为民,并分其地为州,往往由其首领为州刺史。例如,贞观三年,党项酋长细封步赖率部内附,唐厚予赐赏,以其他为轨州,仍以步赖为刺史。其后,各部酋长相次率部内属,“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崛、奉、傲、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通鉴》载,仅贞观,六年党项羌先后内附者达三十万口。贞观八年,唐军进攻吐谷浑,党项羌首领拓拔赤辞与吐谷浑有姻亲关系,乃率兵助吐谷浑据险抵抗。后被击败于肃远山。唐太宗乘其新败,多次派员去劝降,赤辞众叛亲离,乃率部归降了唐朝。唐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

我们以为,把李晟先世赐姓的事同贞观初年党项内附及拓拔赤辞被赐姓联系起来,是有一定理由的。首先,以李晟出生之年的开元十五年向上推,李尚在世当在贞观年间,时间上基本相合。其汰,其李嵩任崛州刺史,其子思恭又任挑州刺史,这种州刺史的职位与内附党项酋长每任刺史者亦相台。同时,李晟先世几代人都在挑眠地区为地方官,被称为“雄于西土”,这也很象是一个率部内附后的党项酋长的家族。 ,李晟先世被赐姓固然不一定与拓拔赤辞的被赐性是同一件事,但,唐朝对少数民族酋豪确有”举家并赐国姓”的事,如名将李抱玉家族便是如此。所以,李晟的先辈李嵩,很有可能是拓拔赤辞的同宗,是与赤辞一起内附的诸党项酋长之一。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提出了李晟的先世可能是党项羌,李晟是一个有着党项血统的

汉化较深的历史人物的看法,这正如上面关于石堡州的地理位置的问题一样,仅仅在于把怀疑点提出来,供专家考察研究,不敢速以定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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