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诗人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诗中写道：“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所谓的“道根源”，指的就是《老子》五千言对“玄之又玄”、“常无为而无不为”之“道”的探寻。对此，前人或重其自然性的超越，或重其社会性的权诈，解“道”说“德”，滋蔓颇甚，以致钱钟书在其《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中说：“道不可说，无能名，固须卷舌缄口，不著一字，顾又滋生横说竖说，千名万号，虽知其不能尽道而犹求亿或偶中，抑各有所当焉。”由于“道”不可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而学术研究又必须要“说”，所以又增添了诸多解“谜”的兴趣与探“秘”的言说。其实，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亘贯古今，囊括天人，包孕万象，至大至微，如何理解老子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述出极博大之心胸，极丰富之内涵，关键在于对其文本的解读，而了解老子其人其书，又为其先决条件。
一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是具有一定神秘性的，老子其人的存在与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是老学研究的一大问号。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算历史学家提供的有关老子生平最早也是最权威的文献材料，也正是这则材料，生出后世三个问号：第一，老子或《老子》的作者是否即姓李名耳字聃其人？这一疑问来自《史记》本传的两个“或曰”，即“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这些疑问经后世道教神仙方术之士的神化，变得光怪陆离，已逸出史学范畴。其实，司马迁的“或曰”是一种考实与存疑之法。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正值汉武帝迷惑于神仙方术，老子也被神化成乘云气、御飞龙的“超人”，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迁明确老子名氏、家世及称其“隐君子”，正是在于“破众说之荒怪”。第二，老子出生何地？裴骃《史记集解》：“《地理志》曰苦县属陈国。”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而汉人边韶《老子铭序》则认为老子“楚相县人”。几种说法虽有异，但老子与“楚”及南方文化的关系，在后世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有所证明。第三，老子是否曾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这虽然没有实证，但旁证材料还是有的。如《庄子·天道》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又刘向《列仙传》有“老子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的记述。这些文献虽然具寓言或传说的性质，但在秦汉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则是无庸置疑的。
对老子的行事，《史记》本传引起争议最多的是“孔子问礼于老子”一节。这段文字是：“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对这则记述，后世持认同态度的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庄子·天运》、《史记·孔子世家》和《礼记·曾子问》中有类似文字。《庄子》一书记录孔、老故事有八处，如《天运》记载孔子见老子后答弟子问：“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这与《庄子·逍遥游》中那种“乘天地之正，而驭六气之辩（变）”的至人相类，显然对司马迁的描述有很大影响。北宋范仲淹撰有《老子犹龙赋》，又是对这一历史传说的文学描写。而反对这种说法的更多，认为司马迁传承其父司马谈的黄老之学，故尊“老”而抑“孔”，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也是有鉴于此。近代学者梁启超则认为孔子见老子故事是司马迁在说“神话”（见《学术讲演集》），其坚决否定的态度，对当时疑古学派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怀疑论者还有一个依据，就是老子的谱系问题。据《史记》本传所说：“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根据谱系的世代数，老子不可能与孔子同时，但这是对“玄孙”做实解得出的推论，可是在古籍中，“玄孙”又通常可作“远孙”解，因此也不能视为确证。
孔、老相见故事是传说还是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考证老子的时代，以此推述道家学术思想的地位。如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不仅否认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说法，而且考定老子在庄子之后，这在20世纪老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年郭店战国楚简《老子》的出现，《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的证据，改变了《老子》成书于《庄子》之后的说法，但仍不能确定老子与孔子同时甚至更早。因此，有的学者推论老子早于孔子，认为道家是中国学术的主流（如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也因没有历史的实证而归于义理的推测，受到商榷（如李存山《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同样，认为老子学说出现在孔子学说之后的主张，也多是通过义理的推测（如老子对礼的否定必在孔子尊礼之后），来确立其学术主张的（如李零的《人往低处走》）。既然没有历史的实证，过多地讨论孔、老的先后问题，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会纠缠不清。况且，先秦诸子往往并不是一个人的学说，而是一个学派的学说，因此，对《老子》的研究，更多地应放在其书的版本、文本方面。
二
历代学者对《老子》文本的争论，焦点在产生时代与版本问题。关于产生时代，汉人在整理旧籍时已有说明。如《史记》本传记载：“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刘向《列仙传》云：“老子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汉书·扬雄传》引桓谭曰：“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这里说的无论是“道德”、“虚无”的思想内容，还是“五千言”、“上下二卷”、“两篇”的形式结构，均与传世本《老子》相合。这些说法，从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与前言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残简，均得到证明。此外，在先秦典籍中，也可印证《老子》成书较早的理由。比如《庄子》一书引述《老子》事迹与文字最多，而其他文献，也多有与《老子》文本相关处。如《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此与《老子》中“报怨以德”的言论相类。又如《荀子》也多引述老子语，其《天论》谓“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不苟》引老子“廉而不刿”等语句，皆与今本无异。《说苑》卷十载有叔向引《老子》文本例：“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同样，《战国策·魏策》记载魏惠王引《老》语，《齐策》记载颜斶引《老》语，皆与今本合。此外，《韩非子》引《老》，其《解老》篇引七十六处，《喻老》篇引三十三处，其他篇章引十二处，与今传世文本大体相同。这些都可以说明《老子》原始文本出现较早，且在先秦学术中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撇开《老子》文本产生的最早年代的争议，搁置对《老子》最佳文本的还原，从《老子》的版本与文本的变化，梳理“老学”的发展历程，应是目前解读《老子》最可行的方法。今人刘笑敢《老子古今·导论》专注于对《老子》“版本歧变”、“文本改善与趋同”的历时性的研究，是非常全面而卓有成效的。所谓“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只能是一种推测与想象，而阅读《老子》文本，应当了解其主要的版本。
首先是大量的传世注本。据元人张与材《道德经原旨序》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这还不包括明清及近代的大量整理本。而在诸多传世本中，有五种本子较受重视：严遵《老子指归》本，为较早的西汉人整理的本子；河上公《道德经章句》本，后被道教徒所尊奉；张道陵《老子想尔注》本，是道教徒所编的本子；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为历代学者所尊奉；唐代傅奕《道德经古本》，具有较高的文献校勘价值。在五种本子中，又以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最流行，前者为历代官方定本，后者为民间流传本。
其次是出土文献的本子。按出土时间，前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本”。该本分甲、乙两本，每本分上下篇，先“德经”，后“道经”，不分章，顺序与传世本基本相同，为汉代初年的抄本。后有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墓出土的“简本”，残简分甲、乙、丙三组，甲组分上下两部分，乙、丙两组不分。三组文字与传世本章、序均不同，篇幅约今本三分之一。这两种本子因时间早于传世本，且为近年来所发现，所以对校读《老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者是古抄本与石刻本。古抄本指传抄于中古时期的古本，有敦煌本、吐鲁番本与俄藏本多种；石刻本有从唐代到元代各地道观的十种《老子》石刻，亦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除此之外，宋元以后大量的学者注本，对《老子》的文本校勘与思想研究，均有着极大的贡献。其中常被今人研究所石家庄治疗白癜风医院石家庄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