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Hello,这里是洞想

洞,是洞察力的洞,呃不对

是脑洞的洞

想,是胡思乱想的想

在小说《冰与火之歌》中,有个名叫灰虫子的人,他的命名方式很有趣。灰虫子是一个奴隶,他和同伴们的名字都是从一个铁桶里“捡”的。奴隶们排着队经过一只铁桶,领取带有名字的项圈,所有的名字都是“定语+动物名称”的排列组合,比如灰虫子,红蚂蚱,短蚯蚓之类。

虽然是小说,但是这种命名方式有历史渊源,历史上很多社会里,奴隶的名字都是主人随意赐予的。比如贾宝玉偏爱给手下的奴仆丫鬟们取一些另类的名字,时不时还换换。某天他一时兴起,就让“茗烟”改叫“焙茗”。

少有人意识到,姓名是现代社会多么了不起的发明。在工业时代之前,许多文明中并没有发展出普遍的命名系统,让全社会每个人拥有一个独特的名字。譬如上文提到的奴隶灰虫子,如果他一生只效忠于一个奴隶主,那么只要在该奴隶主家中,没有第二个名叫灰虫子的人,这个名字就会伴随他终生。假如他被卖给其他奴隶主,且新主人家中恰好也有一个灰虫子,他才有必要另取名。

在乡土社会,人一生中需要面对的人并不很多,所以一个简单的名字就足够Ta使用一生。我们身边依然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女性被束缚在土地,很少有机会走出这个地区。东乡族女性的名字非常少,有限的若干个经名在各个村庄和家族反复使用:阿伊莎、法图麦、索菲亚……。直到进入学校上学,学校老师才会给女孩取一个独特的名字,在校园内使用。回到家里,法图麦依然是法图麦,索菲亚依然是索菲亚。

还有个例子说明重名现象在乡土社会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的那个小村庄马孔多。马孔多村与世隔绝,只有一年一度来做生意的吉普赛人才能打破它的宁静,在几百年时间里,这个家族的男性交替使用两个名字:奥雷良诺或阿卡迪奥。读这本小说,任何读者都会患上严重的脸盲症,等你读到后面,你都搞不清楚此刻阅读的章节,究竟属于哪一代奥雷良诺。但在同一个故事里,在世的奥雷良诺和阿卡迪奥正常存在。等他们亡故,新一代的奥雷良诺和阿卡迪奥重复父辈的人生和宿命。

藏族的重名率也很高,男性当中,才让、东智、嘉措这样的名字极多;女性当中,拉姆、卓玛、德吉最多。为了解决重名问题,学校里,老师常常通过“大”或“小”区别重名,班上或许会有大扎西、小扎西。文人喜欢冠以家族名、部落名、家乡名,组成一个“A·B”式的名字。例如我有两位老师,嘉雅·切排和华锐·东智,切排和东智都是藏语里特别常见的名字。嘉雅是切排老师的家乡名称,华锐是东智老师的部落名称。嘉雅和华锐是典型的“旁名”。

旁名是姓氏的雏形。汉族常见的姓氏都来自于旁名,比如地名(那些带耳朵旁“阝”的字——陈、邓、郑,“阝”读作fu,是汉字“阜”的简写,“阜”的意思是山,引申作“地方”,陈、邓、郑这些字都是商周时期的古国名称。)还有职业(贾、司徒、史、上官、师、陶、车、甄)。

翻阅古籍,我们能找到很多古代人用过的名字。古代的普通人使用的名字非常类似于现代社会的绰号、诨名。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墓中有一封著名的家书(11号简牍),是在桂林打仗的秦朝士兵“黑夫”和“惊”写给大哥“衷”的,信中还问候了亲戚“须”。“黑夫”这个名字可能源自此人的肤色;“惊”或许是因为命名时受到了惊吓;“须”呢,没准儿是个大胡子……

圣经中记录的圣徒的名字也都是希伯来文当中的普通名词,比如Petter是渔夫,Andrew是高大,Adam是泥土。甚至在中国古代一些乡村,人们用数字给孩子命名:孩子出生时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加,得到的数字就是孩子的名字,或者直接用日期做名字。例如我们知道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在此之前,他叫朱重八,他的父亲名叫朱五四,祖父叫朱初一。这些粗糙的名字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古代的乡土社会不需要复杂的名字。重名现象不会带来什么麻烦。

而进入工业文明后,社会的复杂性陡增,简单的人名带来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兵役、税收、刑罚。年的美国电影《证人(Wittness)》描述阿米什人的状况:一个名叫Sam的阿米什男孩成为一场凶杀案的关键证人,警方进入阿米什人的村庄寻找,然而阿米什人抵制工业文明,拒绝使用电话和邮政编码,没有姓氏,名字很少,费了一番周折,警方才找到他们需要的这个Sam。

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根治重名,那么重名的人就有可能替别人承担罪责。这种情况类似于套牌汽车,如果张三和李四共用一个号牌,那么张三违章,李四也要被扣分。

在姓氏被广泛使用之前,世界各地使用各种类似于姓氏的方式区别重名,例如旁名、父名、家族名、村庄名等。我们经常看到骑士文学里描述中世纪的武士见面打招呼:吾乃彼得,约翰之子。吾乃安德鲁,威廉之子。堂吉诃德的全名是DonQuijotedelaMancha(堂·吉诃德·德拉·曼恰),其中Don是男性尊称,Quijote才是他的名字,Dela是介词属于,Mancha是村庄名——曼岔村的吉诃德老爷。

一些藏族人有家族名,比如藏医学的先哲——宇拓·元丹贡布的名字里,“宇拓”就是他的家族名,这是个很大的家族,拉萨至今有宇拓路和宇拓桥,都是这个家族曾经兴盛的痕迹。四川的嘉绒藏族部落里有一种“房名”,是一种独特的制度,是介于家族名和现代意义上的“姓氏”之间的产物。房名属于房屋,拥有这间房屋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以房名,房屋易主后,房名属于新房主。譬如上个月我去阿坝州访问旧友,借宿在“觉佐”一家。“觉佐”就是他家的房名,严格来讲,是他家居住的这栋老屋的名字。屋子地基不变,翻修多次,仍叫“觉佐”。如果这个村庄遭遇拆迁,房屋连同地基都被铲掉,那么即使这个家族依旧兴盛,但“觉佐”这个房名就不能继续存在了。

中原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所以古代中原的普通老百姓,甚至贫民奴仆,都有自己的姓氏。因此在汉族社会,姓氏完全退化为名字的一部分,不带有职业、职位、阶级、籍贯的附加功能。这和欧洲很不一样。许多欧洲姓氏暗含先祖的职业和地位。比如我的班上有一个英国留学生,姓Buttey,他说,这个词在古英语里是“房梁”的意思——他的祖先是建筑师兼木匠。

中世纪后期,姓氏才逐渐推广到下层百姓中,漫长的岁月里,姓氏是贵族的特权。迫使下层百姓采纳姓氏的原因是征税——英王爱德华一世喜欢打仗,为了维持军费,他发明了个人所得税,把征税范围从庄园主扩大到了平民。为了建立纳税人名单,人口普查势在必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仿照西欧历史推行自己的近代化,也颁布的《苗字必称令》,要求所有公民一律选取姓氏,避免重名。

回族中,“马”姓占据大多数,在汉回杂居的地区,姓氏与其说用来区分家族,不如说用来标识族别。回族社会对于“宗族”的观念并不强烈,两个姓马的人结婚不会招致什么非议,但是回族社会以寺坊为界,重视教门之别。在回族社会,用来解决重名之困的方法是“经名”与“学名”并行。如果一个名叫伊布拉的青年一辈子生活在乡村,围绕清真寺和农田终老,那么这个名字将会伴随他终生。但若伊布拉需要接触更大的社会,那么他更常用到学名(马有才、马国栋、马占山、马步芳……)。

随着社会的发展,名字除了担负“代号”的职责,还会担负一些文化功能。譬如很多民族有频繁改名的习俗。一个人在各个重要的人生阶段,通过改名标记新的社会角色。这叫过渡礼仪(riteofpassage)。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与战国时代的日本人。

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男青年拥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是出生时父母起的,一个名字是成年后“挣来的”(有点像古代汉人的“字”)。依据这个男孩在日常生活的表现,长辈们为他取名。最尊贵的名字是某个有声望的长辈把自己的名字“分享”给这个男孩,即授权其与自己重名。有的男孩使用某个已故祖先的名字。获得新名字的男青年,会有命名仪式,仪式上,主持人站在祭台高处,朝着四面八方呼唤他的新名字,以便让全体族人和祖先的精灵知晓。

德川家康那个时代的人都特别爱改名。德川家康本来姓松平,是冈崎城的少主,出生时的名字叫竹千代,这是个很有寓意的名字,期望这个男孩像竹子一样茁壮。按照现代人的习惯,竹千代这个名字够用他一辈子。

可是到了少年时代,他被迫改名松平元康。因为他被家族(冈崎)送到军阀今川义元处(骏府)做人质,今川义元为了表示对冈崎的辖制,将自己的名字里的“元”字赐给了这个冈崎来的人质。“康”来自竹千代的祖父松平清康。

成年后,松平元康和织田信长联合推翻了今川义元的统治。元康给自己改名“家康”,意思是“我回家了,你今川义元的‘元’字我不要了”。再后来改姓“得川”,纪念其“统一三河地区”的成就。再后来改姓“德川”,则是僭越改姓,强行跟古代的清和天皇攀亲戚。从德川家康的历次改名可以看出,姓名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具有过渡礼仪的仪式功能。

我的名字“巨浪”不是个好名字,因为在巨姓里,“浪”是个特别流行的名字,我认识的“巨浪”就有好几个。如果你去中国知网搜索“巨浪”发表的论文,就会发现,“巨浪”的科研成果特别丰富,三十年来,他在医学、历史学、文学著有大量论文。有机会,我很想见见中山大学医学系的巨浪,还有浙江大学文学系的巨浪。如果作者名字后面不用备注学校,我可以用中山大学巨浪的论文,冒领兰州大学的科研成果。从这个层面来讲,“学校名称”也是某种“旁名”,即一种广义的“姓氏”。

姓名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促使了我们每个人可以在地球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过它不够完美,历代人孜孜不倦地创造新的命名制度,确保名字的独特性。古代社会解决重名之困的方法是采用旁名、姓氏、以及仪式性改名。现代社会解决重名之困的方法是身份证制度,用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为每个公民做代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重名的问题。

身份证制度依旧不完美,因为号码太长了,不好记。随着人口更新,身份证号码还会越来越长。未来人可能会给眼球植入芯片,当你看到某个人,脑袋上方就会显示备注昵称,就像电脑游戏那样。总之,人一定能想出办法,让每个人保持独一无二。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辉格.群居的艺术:人类作为一种物种的生存策略[M].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冈庄八.德川家康:崛起三河[M].南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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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特稀罕的那种

还是大街上喊一声

三个人回头的那种

浪波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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