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左夜（南开大学）
在传统史学的叙述中，战后美国的占领，为日本带来了民主。天皇成了象征，普选成了主流，一切似乎正如传统史学的叙述一般。然当深入研究占领时期，一个“幽灵机构”——民间审阅部（CCD）便不可避免的进入视线之内。于是，占领时期的真实情况——被审阅的民主才得以呈现。占领时期，美国在日本施行严格的审查机制，将近乎一切公开言论都置于审查之下。
GHQ总部——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正式指令中，有关于言论的规定是：“应当对言论自由施行绝对最小的限制”，只要言论真实，不妨碍“公共治安”即可。实际上，GHQ成立民间审阅部（CCD），审查包括报纸、杂志、普通书籍、教科书、广播、电影及戏剧等在内的近乎所有公开媒介。此外，CCD还将抽查邮件，监控私人通话。据统计，CCD在4年的监控过程中，抽查了3亿3千万份邮件，监控了80万次私人通话。一切都被置于审阅和监控之下，这其中便包括民主本身。
禁忌的范围虽然存在CCD这样的审查机构，但对出版、广播行业来说，CCD审查的实际操作并不透明。CCD并未明确告知禁忌的范围，而CCD又明确告知出版、广播行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告知公众存在审查制度。结果是，出版、广播行业仅能依靠两种模糊暧昧的指标来判断禁忌的范围：
其一，占领之初GHQ发布的有关出版、广播和电影的十分抽象的“法规”：“新闻必须严守真实原则。不得发表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妨碍公共治安的报道。不得对同盟国进行虚假或者破坏的批评。”其二便是，借助经验的想象：一来是军部高压审查时期形成的经验；一来是盟军审查官迄今所准许表达内容的基础上，推测禁忌的范围。
CCD并没有明确告知出版等行业禁忌的范围，但其内部的秘密记录中有对禁忌范围的明确界定，多达三十余条：批判SCAP、东京审判、和平宪法、审阅制度、美国、苏联、英国、朝鲜人、中国、其他盟国，包括对盟国的全部批判，还有批判日本人在满洲的待遇，批判同盟国的战前政策、言及第三次世界大战、评论美苏对立、拥护战争宣传、神圣国家宣传、军国主义宣传、民族主义宣传、封建价值观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对战争罪犯的拥护或正当化、亲善、黑市活动、虚假报道、批判占领军等。
这些禁忌条例有些需要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解释才能理解。如“批评日本人在满洲的待遇”一条，主要指日本投降后，苏联人和中国人对日本战俘或者平民的处置。批评日本人在满洲的遭遇，实际上也等同于犯了其他两条——批评苏联和中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投降后，日本战俘和平民确实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不公正待遇。
首先，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愿救济曾经的死敌，大量的日本战俘和平民被饿死或者病死。仅年12月，从满洲回国的第一批孤儿来说，36名儿童中有23医院。他们或因营养不良，或生着疥疮，有的甚至两者兼具，还有4个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他们在满洲不可能得到治疗和调养。而另一份数据则显示，投降一年后，有大约名被关押在满洲的日本战俘为中国军队效力，并推迟遣返了超过名具有实用技能的日本战俘。
第一批从满洲归国的日本孤儿
苏联对日本战俘的处置显得尤为残忍。苏联虽然遣返了部分战俘，但这些被遣返的战俘更多的是为了返回日本，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年春，苏联宣布将于年底前遣返仅剩的名战俘。但美日两国统计的确切数据应当是40万左右，也就是说苏联隐藏了30万日本战俘。四十多年后，苏联才透露了大约名已知被埋葬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姓名。大部分被隐藏的日本都死在了西伯利亚的矿洞或荒野之中。
对胜利者的净化审查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便是GHQ意图把控日本舆论对胜利者的看法。一切不利于胜利者的言论都被冠以“破坏治安”的罪名，予以取缔。CCD对胜利的净化主要着眼于两部分：一是，对占领军和美国的净化；一是，对所有同盟国的净化。
对占领军的净化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许多审查实例荒唐可笑。拍摄占领军行进的照片要删除照片中的一只狗，理由是有损部队的尊严。CCD也不允许媒体直接提及日本政府负担的巨额占领军费用，即便这笔费用占政府总开支的三分之一。年这笔费用有个好听的名字，“终战处理费”。到了第二年，这笔费用就显得更加平描淡写了——预算中的“其他”费用。CCD认为，直接提及占领费用，是对占领军的批评。
对占领军的另一种净化便是禁止“亲善”描述的出现。亲善，即同盟国士兵同日本女性间的性交往。时政漫画和电影行业深受其影响。占领时期，专做占领军士兵生意的“潘潘女郎”路人皆知，以至于成了研究占领时期避不开的话题。作为反映现实的时政漫画，描绘这般现实的景象本无可厚非，却被扣上了“批判占领军”的帽子。甚至有的漫画仅仅描绘和服女子和美国大兵跳舞，也被告知不准付印。而电影中偶尔闪过的美军与日本女子在一起的画面，也被审查部门强行删减，理由是表现了亲善。
实际存在的“亲善”活动
除了对占领军的净化外，对美国的净化也近乎疯狂。所有有关于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美国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或是美国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等内容都将被毫不犹豫的删去。日本国内很难通过公众媒介了解美国真实情况，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都将被遮掩。
一本当时出版的自传中提及了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牌技不佳，被命令删除。而在一本日英词典中，动词denounce下的例句“今天美帝国主义比任何帝国主义更应受到谴责。”也被审查官在茫茫辞海之中找到并抹去。
除了净化美国和占领军外，有时候连描述它们都不可以。占领当局认为，描述被占领的事实，会激起日本人战时的狂热，从而动摇占领的根基。“亡国者”这般类似的暧昧暗示被取缔，占领当局自欺欺人的认为不去提醒日本人被占领的事实，他们便会淡忘掉这一事实。在电影中，也不得出现任何有关美军的细节。
电影中展现的画面，全是日本的，毫无占领军的痕迹，这部电影像拍摄于占领之前一般。有时候电影中出现飞机的轰鸣声也将被命令消音，理由是当时的日本已经不存在本土飞机，那么轰鸣声必然来自于美军的飞机。美军飞机的轰鸣声，就似在暗示日本人被占领的事实。
神经质般的审查也蔓延到了对战时美国盟国的批评甚至描述之中。美国和占领军是完美的，那么战时美国的盟国也必然是毫无污点的。除了上述对“批评日本人在满洲的待遇”这一条外，对中国“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状态”的描述、对国共内战描述都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在铁幕已经拉下时，对苏联的否定也将被审查。批判斯大林的独裁、苏联国内的高压统治等都不得见诸于公共媒介。
甚至到了美苏对立已经是既成事实时，在日本国内公开谈论美苏对立、“冷战”爆发都是被禁止的。日本就像被置于一个扭曲的时空之中，在日本这个独立的时空里，还是同盟国众志成城、一心反法西斯的景象。
过度的反应审查制度的建立便意味着过度反应的发生，GHQ在日本建立的审查制度也不免俗。审查中的过度反应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背离初衷的负面效果，这里便举两例来说明。
GHQ曾于年12月中旬在文件中正式引入“太平洋战争”一词，此前在日本的文件中，亚洲的战争被称为“大东亚战争”。因GHQ正式引入“太平洋战争”一词，并进而禁止日本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大东亚战争”一词从此在日本甚至整个世界的话语体系中消失了。
GHQ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的原因在于，“大东亚战争”具有明显的侵略主义的排外倾向，似在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变体。这并不利于消除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本着“旨在消除宗教和民族主义教化的广泛命令之一环”的初衷，GHQ以“太平洋战争”取代“大东亚战争”。
同一场战争，两个完全不同的名称，所侧重的方面是不同的。“大东亚战争”一词，将战争的重心放在了中国和东南亚，而“太平洋战争”一词便直接将战争缩小在了美日之间。
当时对战争的更名并非出自某种阴谋，仅是GHQ过度反应的结果，但带来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民族抗日战争淡忘的一干二净，而且使得日本人对战争的记忆缩小为了仅同美国之间的殊死搏斗。它非但没有提醒日本对战争罪责的反思，反而推动日本逐渐淡忘其对亚洲邻居所犯下的罪行。而西方对大东亚战争的集体失声，又像在鼓励日本进一步淡忘大东亚战争的历史一般。这样，日本在一场名称的转变中，失去了对战争反思的兴趣了。
审查制度的过度反应也会将原本具有治愈效果的表达抹杀掉。战后初期，许多关于“原爆”的书籍被大幅删减，许多“原爆”幸存者难以寻求彼此的安慰，或是告诉世人核战争对人性的意义。作为核战争的亲历者，却无法表达对核战争最直观的谴责和反思，这无疑是人性思考中最沉重的损失之一。
“原爆”的视觉记录也被彻底屏蔽了。年8到10月间，30位日本摄影家组团在广岛和长崎拍摄“原爆”纪录片。这是“原爆”最早最直观的非官方现场记录，却被占领军没收并送往华盛顿封存。
一切有关原爆的视觉记录、文字甚至是科学介绍都被禁止了。直到年8月“原爆”7周年，日本民众才得以看到广岛和长崎的灾难性照片。这颇具讽刺意味，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正常国家的国民都或多或少的了解到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但作为唯一经历“原爆”的日本民众，却在核时代的早期岁月里，对“原爆”的后果一无所知，更无权公开议论“原爆”本身。
丸木夫妇于年出版的著名的《原爆之图》
除此之外，占领当局对“原爆”的过度反应还做出过更为愚蠢的行为。年初，占领当局为缓和对“原爆”感受的个人叙述的出版限制，要求在相关书籍中加入“正当惩罚”的意识。
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初版时，美方在其后面附录了“马尼拉大屠杀”的长文。这一过度反应所带来的行为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占领当局自我暗示长崎和广岛的灾难同马尼拉的暴行相似。更让日本民众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占领者看来，无论其边的亲友是死去还是遭受身残的痛楚，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咎由自取的报应。
在近乎神经质的审查制度下，日本人被安置在言论自由的谎言之中。而且，他们被存在于扭曲的时空之内。尽管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日本依旧处于战胜国的“二战”宣传体制之下，似乎整个日本，都永久停滞在了年“玉音放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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