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期的戴乃迭
古都北京的快乐童年
戴乃迭（.1.19—.11.17）终身持英国护照，却在中国生活了66年。所以她说，“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她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热爱，渗透到血液里，用毕生精力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她为相濡以沫的丈夫献出一生，却从不抱怨命运带来的焦苦，而是用沉默和不停的工作，来冲淡那些接踵而至的苦难。她的沉默不仅仅是修养，更是内心的强大，是对当初自我选择的不屈服。
纪念会上，多位嘉宾都说，让这样一位美丽、真实、可爱的人受难，我们对不起她。画家罗雪村说：每个人一生中都见人无数，但有多少人能留在记忆里？我很敬仰戴乃迭女士，一定要将她安放在内心深处绿草如茵、开满鲜花的圣地。作家雷音说：戴乃迭女士特别迷人之处，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她从小就受到文明的教育和浸染，具有高贵的人格，并终身保持这种礼仪。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外甥女、作家兼画家赵蘅说：舅母最常说的是“不敢当”和“谢谢”，甚至“文革”期间她蒙冤入狱，每餐接过送来的窝头和菜汤时，也不忘说一声“谢谢”。
年轻时候的戴乃迭
戴乃迭去世后，有诸多纪念文章发表，讲述她与杨宪益忠贞不渝的爱情、所经历的苦难、译坛之巅的翻译成就，但她的心路历程，却少有人触碰。或许，只有戴乃迭自己笔下的文字，才能披露她的内心世界。
杨宪益清理戴乃迭遗物时，曾在抽屉里发现一份妻子用英文撰写的未完成的自传草稿，从出生写到抗战胜利，撰写时间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随后，戴乃迭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份草稿便被尘封在抽屉里。年，自传被翻译出版，杨宪益的小妹杨苡女士在“序”中写道：
“这自传的第一句便提到她母亲当年的警告，即：如果她执意嫁给中国人，一定会后悔的……估计戴乃迭写下这句话时，会忍不住她的眼泪，因为下面的一句话恰恰是‘一语便成谶’。这使她写不下去了……然后从头开始，冷静地回忆她出生的年。”
尽管母亲当年的警告，后来残酷地变成了现实；尽管这份自传尚未来得及涉及后来的种种苦难，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戴乃迭晚年依然不悔。
年1月19日，戴乃迭出生于北京。父亲戴乐仁是英国传教士，母亲塞利娜也是传道教师。其时，他们正在中国工作。
戴乃迭全家福
戴乐仁曾在天津教会学校新书书院教书，后又到北京燕京大学做教授。他万没有想到，离开天津若干年后，他未来的女婿杨宪益，也来到新书书院读书。夏天，戴乐仁一家会到北戴河海滨避暑，而这里，也是杨家经常去的地方。虽然两家没有交集，但冥冥之中，又似乎有缘。难怪杨宪益后来说，与戴乃迭相识虽然很偶然，但也有必然性。
戴乃迭的童年是在古都北京度过的，她写道：“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无忧无虑、斑斓有趣的童年，让戴乃迭久久难忘，对中国也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母亲请来一位英国小姐照顾五个孩子的生活，并教女孩子缝纫和绘画。所以，尽管生活在中国，但戴乃迭兄妹并不会讲中文。年，戴乃迭7岁，母亲将她和姐姐送回英国读书。
一路在教会女校过着正统严谨的寄宿生活，戴乃迭记忆深刻并留在自传中的一件往事，还是与中国有关。一次，学校组织参观中国艺术展，那些精美的绘画和瓷器展品，让戴乃迭不禁怀念起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
年，18岁的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此时，她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美少女。都说命运转折总有节点，戴乃迭的人生拐点，恰在牛津。
戴乃迭（二排左二）和中学同学们
牛津大学的异国之恋
当时，戴乃迭不知道，在她入牛津的前一年，年秋，一位中国青年也来到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读书。他叫杨宪益。
杨宪益20岁的杨宪益是银行家的儿子，聪明、洒脱。入学前，他作了一次环地中海旅行。邮轮到达开罗的一天晚上，杨宪益骑马夜游沙漠。周围静寂无声，向导突然说，只要付一枚银币，就能告诉他未来妻子的情况。杨宪益诧异地掏出银币。向导闭上眼睛：“我的眼前出现了大海，就在大西洋的那一边，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虽然你们没有相遇，但不久后就会见面的。”杨宪益后来说，“虽然我不相信命，但这确实很奇妙。”此时，杨宪益并不知道，那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牛津校园里等他。
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的抗日烽火激发了海外留学生的爱国热情。杨宪益编小报、办期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忙得不可开交，还被推选为牛津大学中国协会主席。
在一位同学介绍下，戴乃迭也加入了中国协会，并担任秘书。第一次见到协会主席杨宪益，戴乃迭回忆：“起初我几乎给他吓了一大跳，眼睛细长，面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
中学时代的戴乃迭
显然，最初杨宪益的外貌并没有吸引戴乃迭，但随着了解深入，戴乃迭惊讶于这位中国青年的聪明和才华。杨宪益只学了一年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了牛津入学测试，而一般英国学生要学习七年。此外，他曾漫游过欧洲，喜欢豪饮，这都让戴乃迭觉得，这是一位“有趣的同伴”。
杨宪益根据音译，为Gladys小姐起了一个漂亮的中文名字“乃迭”。他说，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从小冷冷清清，“乃迭”就是希望人多一点，热闹、兴旺。当时，杨宪益同班好友、英国同学梅洛正在追求戴乃迭，他们三人常结伴出游。一次吃印度餐，杨宪益和梅洛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戴乃迭看着两位平时文质彬彬的绅士烂醉如泥，觉得很有趣。
戴乃迭选修的是法国文学课，梅洛和杨宪益为了和她在一起，也跑来听课。一天，两人同时来到教室，分别坐在戴乃迭的左右。老师让翻译《罗兰之歌》中的片段，两人尴尬地站起来，都说自己没有准备好，戴乃迭掩口而笑。不久，杨宪益拿来一迭诗稿给戴乃迭，他竟然将《罗兰之歌》这首法文长诗全部翻译成英文，甚至还用中世纪法文，写了一首情诗送给戴乃迭，而他的法文基础，仅仅是凑趣陪戴乃迭上的那几堂法语课。这个人太神奇了，英国金发女孩被眼前这位细长眼睛的中国青年迷住了。
在频繁接触中，戴乃迭发现，杨宪益确实与众不同。他喜欢收藏中国字画，喜欢月下吟诗，喜欢在美酒中陶醉，虽然懒散、贪玩，似乎诸事漫不经心，却又儒雅智慧、学识渊博。
在杨宪益影响下，戴乃迭转而攻读中文，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拿到中文学位的学生。晚年时，戴乃迭开玩笑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杨宪益解嘲说，那至少我代表了中国文化。
的确，在戴乃迭眼里，杨宪益身上具有让人迷恋的中国传统文化味道，而且他“有意思，很好玩儿，聪明，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值得托付一辈子。不久，梅洛发现，单独约戴乃迭出来很不容易，如果叫上“尊敬的杨”，戴乃迭就会很爽快地接受邀请。
此时，杨宪益对戴乃迭也越来越依恋。这位相貌出众、清丽可人的英国女孩儿，虽然素颜素装，却朴素高贵，没有一般女孩子身上那种司空见惯的虚荣和世俗。那双大大的眼睛，透露出的是自信和镇定。她总是独来独往，看了那么多书，那么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
杨宪益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说，“年轻男人喜欢年轻女人，大概有两面原因，一方面是相貌吸引，另一方面是性情相投，彼此要谈得来，那时，我总觉得中国女孩子聊天内容比较幼稚，而与戴乃迭聊天，不论是谈政治还是谈文化，合拍的地方更多一些。”
眼前这位少女，难道就是埃及向导所说的应验出现在自己命里的金发女孩？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杨宪益与戴乃迭相约花园，互诉衷肠。薄薄的窗户纸终于捅破，杨宪益却觉得愧疚于梅洛。戴乃迭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感情是不可以强迫的，选择错了，双方都会痛苦一辈子。梅洛听到这个消息，心碎不已。他太了解戴乃迭，一旦做出决定就决不会轻易动摇，即使自己再努力，也不可能改变她对杨宪益的爱。
这对异国青年的相爱，最初并没有赢得双方家长理解和支持，尽管戴乃迭的父亲认为，只要精神和谐，女儿和中国男友就能白头偕老。但母亲却因为见过太多不幸的异国婚姻，对女儿的感情归属极力反对。她动员亲朋好友当说客，甚至发了狠话：“嫁给中国人你会后悔，你们的婚姻不会超过四年。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也会自杀的。”杨宪益也预料到杨母的反应，于是，先写信给大妹妹杨敏如，详细介绍了女友的朴素、文静和教养，并在附寄的照片上写了一句“巧笑倩兮，眉目盼兮”。当杨敏如试探着告诉母亲时，果然遭到杨母强烈反对，娶外国姑娘作媳妇，她能跟儿子过一辈子吗？阻力是爱情的催化剂。戴乃迭决心已定，这一生就交给杨宪益了，不管他去哪里，都要和他在一起。她不顾母亲反对，坚持与杨宪益订婚，并向母亲保证，在正式结婚前，会先到中国生活半年，看能否适应那里的条件。此时，杨宪益接到家信，说家中经济状况突发变化，无力继续供他在英国读书，“年轻的纨绔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贫民”。尽管美国哈佛大学已向杨宪益提供了研究经费，但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从未想过离开中国，而且国难当前，更要早点回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未婚妻怎么办？杨宪益很有顾虑。戴乃迭的生活应该像歌中所唱，“坐在软垫儿上，衣着做工讲究，吃的是草莓、糖和奶油”，而中国正处在动荡之中，经济落后，条件艰苦，她能受得了苦吗？他希望戴乃迭慎重考虑。虽然去一个陌生国度开始战时生活，需要极大勇气，但戴乃迭毫不惧怕，坚决要与杨宪益一同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她在自传中写道：“不同于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一位英国朋友曾说：“为了一些大胆而危险的东西，拒绝英国学院派的舒适生活，这正是戴乃迭的典型行为。”辗转西南的相濡以沫
带着家人和朋友的不解，年秋，戴乃迭随同未婚夫登上了回中国的游轮。因为是战时，离开英国时，他们只被允许带20英镑，到了香港已弹尽粮绝，借助戴乐仁朋友的帮助，他们才买到机票，在中秋之夜飞往四川。
此时，杨家因天津沦陷已搬到重庆。几经周折，这对年轻人终于风尘仆仆出现在家人面前。戴乃迭的美丽和教养很快让杨母的顾虑烟消云散。年2月16日，她为儿子、儿媳及大女儿和女婿举办了一场很体面的双婚宴，请来多位客人，主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那天，戴乃迭穿着婆母专门为她做的绣满龙凤的旗袍，美若天仙。
在重庆，杨宪益和戴乃迭受聘到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任教。“柏溪是乡下，风光秀丽。当地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又有幽默感。在我看来，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我们住的是一间小泥屋，茅草苫顶。到了周末，我们就穿过片片稻田，沿着石子路一直走回市郊，到妈的住处去。春天，空气里满是豆花和稻花的香气。”
这段回忆可以看出，虽然“到了四川，仿佛一脚踏回到中世纪”，但戴乃迭仍旧感到快乐幸福，和心上人在一起，再苦也是甜的。尤其是丈夫的呵护，让她倍感安慰。她写道：“在四川的第一年里，我既为文化冲击所困，又为气候不适所苦。身上起了痱子，还得了疟疾和腹泻。但是我感到生活是浪漫的，并且决心要证明自己一定能够适应。杨宪益尽其所能地为我分忧，让我生活地安心一些。在英国时，他给我的信中曾有这样的结语：‘上帝保佑你。如果没有上帝，我会保佑你。杨。’他对我呵护备至，为我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使我免于忧虑。”
杨宪益和戴乃迭结婚照
婚后不久，戴乃迭就有了身孕，此时，他们已到贵阳师范学院教书。因戴乃迭的母亲当时正在成都工作，执意让女医院待产。年8月初，戴乃迭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取名“烨”，光辉灿烂，明盛繁茂之意，寄托了夫妇俩对孩子前程的希望。
初为父母的满足，很快被忙碌取代。因他们住在偏僻的贵阳郊区，很难找到合适女佣，不得已，只能又多花了一些钱请了一位男佣。但这位男佣有言在先，只管做饭，不负责带孩子。戴乃迭回忆：“我们当时在成都市郊的光华大学教英语。我的时间塞得满满的，既要上课，又要洗尿布。照顾孩子。我把杨烨放在一只小背篼里，背着他走来走去，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早早就上床休息，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学习中文了。因为我是自己给孩子喂奶，医生告诉我每天要吃两个鸡蛋。物价一直上涨，我们薪水又低，这就意味着杨宪益早餐不能再吃鸡蛋了。”
那时候换工作很容易。杨宪益每年都会接到不同高校或机构的邀请。戴乃迭回忆，“这种流动性给了我们了解内地不同地区的机会，我们曾引以为乐。但现在带着个小儿子，另一个孩子也将诞生，似乎是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当时恰好国立编译馆成立，邀请杨、戴加盟。年底，夫妇俩来到编译馆所在的重庆嘉陵江北岸的北碚。
戴乃迭与儿子杨烨
“北碚的生活相当原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盥洗设施”，但相对安定的生活，让夫妇俩终于可以安心合作翻译中国文化典籍了。关于这段生活，自传中还专门提到一位嫁给中国人又被抛弃的英国老同学，戴乃迭感慨道：“这使我感到，我有这么一位忠诚的丈夫，是何等的幸运！”由此可见，她对自己的婚姻是多么满意。
晚年时有记者问杨宪益，与戴乃迭携手一个甲子的秘诀是什么，杨宪益说：“我们俩一直很好，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后来跟她结婚，以后碰到一些别的女朋友，也很熟，但是都没有太过分的，我始终忠心于戴乃迭，她也和我一样。”
年10月，戴乃迭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此时，抗战已经胜利，一家人终于可以结束穿梭于西南各城市之间的动荡生活了。年夏，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登上编译馆雇来的一艘木帆船，离开重庆，迁往南京。船上人满为患，恶劣的卫生条件让女儿浑身上下长满疥疮。“这场梦魇般的旅程足有17天。途中，放置我们行李的船还沉了。不过，我们还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满怀希望。”戴乃迭写道。
戴乃迭、杨宪益及家人的全家福成就背后的锥心伤痛
年4月，南京解放，杨宪益以极大政治热情参与新政权建设。11月，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降生。时隔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当杨宪益提出要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时，戴乃迭默默地拿出所有首饰，包括手上的订婚钻戒。杨宪益曾评价戴乃迭：“她很朴素，又很慷慨大方，平时不大买衣服，但是抗美援朝时号召捐飞机，她就把所有的首饰全部卖掉，一件也不留，我们一起凑了4万块钱，捐给国家购买飞机。”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赵瑞蕻杨苡夫妇与战友萧亦五，于南京国立编译馆院內
年底，杨宪益与戴乃迭迁居北京，来到外文出版社工作。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当时社里有个宏大计划，要系统翻译中国文学典籍作品。这让杨宪益夫妇怦然心动，这是他们多年的梦想。虽然那时没有稿酬和版权，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翻译热情。
夫妇俩志趣相投，勤奋不倦。他们的工作方式很独特，杨宪益将书放在左边，打字机放在右边，先翻译初稿。坐在旁边的戴乃迭，接过打印出来的稿纸，删减勾画、润色修改，两人再商定一下，即刻定稿。合作渐入佳境，他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如同开足马力的翻译流水线。就这样，在打字机“哒哒”的清脆声中，一部部中文作品被飞速地翻译成英文。
那是杨家最舒心的一段日子，每隔两周，戴乃迭都会给在英国的姐姐寄一封“欢快的信”。作为外国专家，戴乃迭的工资是中国教授的三四倍，生活富裕。闲暇时，他们会请亲朋好友到家里聚会，喝酒、吟诗。潇洒幽默的谈吐让杨宪益常常成为聚会中心，酒到微醺时，他还会无拘无束地讲些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戴乃迭也在一旁会心微笑，目光里透出对丈夫的爱恋和欣赏。这一刻，她似乎又看到了牛津大学里那个细长眼睛聪明的调皮鬼。
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受命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这是一项艰巨工程。到年，《红楼梦》前一百回终于译完，再有一年就大功告成。但就在此时，一场牢狱之灾，让杨家遭受致命一击！因为有留学英国的经历，再加上结交外国朋友，他们被怀疑是间谍，双双被捕，一关就是四年。
戴乃迭生前很少对人谈及狱中生活。杨宪益在清理遗物时，找到一份妻子为出国演讲而草写的英文讲稿，谈到了“狱中生活”。后来，戴乃迭并没有发表演讲，这份草稿，便成为她回忆狱中生活的唯一记录。
她写道：“我担心孩子们，对于自己却毫不害怕，心想，逮捕我是个错误，很快就会得到正确处理。”
因为是外国人，在狱中，戴乃迭“享受”单独囚禁的待遇，但这种“特权”，却给她带来无尽的孤独与寂寞。“日子还是烦闷，我开始自言自语，或者背背诗。这很有效。这时，我忘记了实际生活。早知道我要坐牢，我应该多背熟一些诗才好。”
无尽的孤独，带给戴乃迭难以忍受的精神摧残，她听见别的牢房里关着一些人，就要求和她们关在一起，却未被允许。她那时反倒很喜欢被审问，因为唯有此时，她才有与人交流的难得机会。
“我每天可以放风，不过还是不允许和家人通信。头一年冬天十分寒冷，我没有暖气，我的窗户也全是破的。看上去，北京都用玻璃替换了小格窗户。我的耳朵长冻疮后，我被换到另一个朝南的房间。那里暖和一些，窗户被糊住保温。”
整整四个寒暑，虽然夫妻同关在半步桥监狱，却彼此不知。他们深深牵挂着对方，牵挂着三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牵挂着未完成的翻译作品。这种牵挂支撑着他们熬到了年被无罪释放。
出狱后，夫妇俩又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中。年，《红楼梦》英译本第一卷出版，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终于被西方人真正读懂。有人说，只有杨、戴这一对绝配的翻译组合，才有可能完成这部伟大作品的翻译。但这部翻译作品，却成了两人合作之巅，随后而来的灾难，给这个家庭带来残酷的折磨。
杨宪益和戴乃翻译成英文版的《红楼梦》
杨家长子杨烨，曾是个聪明、热情、阳光的青年。因父母入狱，自己也被污蔑成英国特务，受到嘲笑和辱骂，导致杨烨精神分裂。为了让儿子病情稳定，戴乃迭不得不将他送到英国姨妈家疗养。不幸的是，年，儿子还是因为不堪精神重负，选择了自焚。
母亲当年的警告竟然变成了现实！命运为何如此无情！杨宪益曾说：“儿子的死是对我们最惨和最大的打击。尤其是乃迭，为此痛不欲生。从那以后，她的健康顿时恶化，日渐衰老了。”
面对苦难的相依相伴
锥心的丧子之痛，肆意地啃噬做父母的心，无法平复，但夫妇俩却努力克制着，依然像往常一样上班。戴乃迭异常冷峻，手指不停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而这种超乎寻常的平静，却更加令人心碎。
在自传中，戴乃迭回忆儿子童年时的可爱，反思自己教育的失误。“杨烨是个跟人很亲的孩子。‘妈妈，你好可爱！’他有一天这么宣布，用的是刚从幼儿园学来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还很敏感。‘别来接我回家，妈妈’他说，‘别的孩子都在看呢！’他从不喜欢显得跟别人不一样。”
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这是异国婚姻不可避免带给下一代的困惑，当年母亲发狠对戴乃迭的警告，正是担心悲剧在女儿身上发生。如果自己早点意识到这一点，儿子也许不会走上绝路，戴乃迭深深自责。她写道：“我们认识的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劝告我们，要么把孩子带成中国人，要么带成西方人，不要弄得中西结合，成个‘二不像’。很明显，他们只能是中国人。但我们错在没跟孩子用英语说话。我后来见过那么多同时掌握双语或三语的孩子，完全能够平衡自如，也很幸福。这使我深深懊悔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时的愚蠢。”
八十年代夫妻俩在甘家口寓所
万念俱灰，这次致命的打击，更加让夫妇俩看淡一切身外之物。他们将一生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连自己的译着都不保存。那时候，杨宪益已经恢复工作，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社主编。为了向外国读者推介中国文学著作，他决定翻译出版一整套普及本中国文学书籍《熊猫丛书》。戴乃迭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她那日渐弯曲的身躯几乎整日趴在打字机前，不停地敲打，疯狂地翻译，独立译出十部文学著作和几十篇中短篇小说。《熊猫丛书》非常畅销，又被转译成好几种文字。这对夫妻搭档卓越的翻译成就，赢得了世界各国同行的尊敬和高度赞许。
尽管如此，但杨宪益也能看出，妻子内心深处的痛，始终挥之不去。她更加频繁地喝酒，更加凶猛地抽烟，希望用麻醉来忘却苦难。杨宪益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将妻子从悲伤中拯救出来，外出旅行讲学，总要带着妻子一起去。戴乃迭的情绪终于有了好转，脸上也露出久违的恬淡微笑。
晚年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然而，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一连串的磨难，过早地击垮了戴乃迭羸弱的身体，眼疾、严重骨质疏松、老年忧郁症，病魔一步一步肆意地侵蚀这位命运坎坷的女性，本来话就不多的戴乃迭越发沉默。年，一场大病让戴乃迭丧失了记忆。看着相守一生的妻子在病痛中煎熬，杨宪益心急如焚，从此放弃了一切工作，寸步不离地陪伴在爱妻身边，喂饭、请大夫，谢绝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他常常固执地把眼前的白发老妻，看作是当年美貌如花的乃迭，对她讲些有趣话题。乃迭通常是沉默的，有时眼睛也会突然一亮，仿佛听懂了，努力想要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只能望着丈夫无奈地笑一笑。
年11月17日，天空阴霾，戴乃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像一片雪花融入大地，悄无声息……
此后，杨宪益再没有翻译任何作品。他的床头一直挂着戴乃迭去世时他写的那首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年11月23日，带着爱妻走后十年的寂寞与茫然，杨宪益也驾鹤西去。他要到另一个世界，与相濡以沫近60年的心爱的乃迭，再续前缘。年2月的一天，我有幸随同赵蘅看望杨宪益先生。聊天时我无意中提到很想读杨先生的传记，但跑遍京城书店也没有买到。杨先生马上让家政服务员小薛到书房去找。幸运，小薛真找到了最后一本，是李辉编着的图文版《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我请老人签名，他的手白皙瘦弱，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镶嵌着硕大蓝宝石的戒指，这一定是对逝去夫人戴乃迭女士的纪念。怕引起老人伤感，我没有问。这次参加纪念朗诵会，我看见特约嘉宾中有那本书的作者李辉先生，特意将书带上，机缘巧合，李辉先生恰好坐在我前面，遂请他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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