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沽源县坝上草原
“阿延川”所指及其地望
傅乐焕先生稽考《辽史》，指出就《本纪》所载诸帝夏季所至地归纳之，则最要之避暑地有二：一曰永安山（初名缅山），一曰炭山，后者位于归化州境内（今河北省宣化县）。据此可知，爱阳川与炭山相毗邻，刘无党《地志》也说“阿延川，本辽朝至夏纳凉处，并无殿宇，唯松棚数楹而已”，此与《辽史·地理志》记载若合符契。
此外，明代方志文献嘉靖《宣府镇志·山川考》考证《辽史·地理志》“爱阳川”之详细方位说：
爱阳河：在归化州，今炭山西北二十里，本放牧之地，深二尺余，下有顽冰，黑色者数尺，水上有浮草，性凉，尤宜牧马。
按“川”作为地理术语有两种意思，一为“平原”，一为“河流”，知“爱阳川”即《宣府镇志》所称“爱阳河”，具体位于炭山西北二十里。据乾隆《万全县志》记载说，“爱阳河，县西南二十里，古爱阳川地也。……《辽史》归化州有‘爱阳川’，即此。”但是，嘉庆十三年（）王履泰经过实地调查后指出，“此川今已无水，惟干沙委地，弥漫四野，夏秋水发，横流为患，亦不能分引以资灌漑，俗讹呼为蔡洋河。”上述多种地理文献表明，爱阳川流域最显著的地理环境特征是气候寒凉高爽，水草丰美，利于游牧人群刍牧，也非常适合大规模聚居和驻夏避暑，自然成为契丹皇帝夏捺钵的首选之地。
上文指出，爱阳川与炭山同为一地，均位于今金莲川草原，另外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它所特有的植被，“其地又生黄花，其大如钱，发于土上，人马蹂践萎悴，明日复生如新”。这种植物就是坝上草原最为常见的金莲花，道光《承德府志》详细描述其自然形态称：“金莲花，岀山西五台山，塞外尤多，花色金黄，七瓣，两层，花心亦黄色，碎蕊平正，有尖小长狭，黄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徧地，金色烂然，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乾隆《口北三厅志》也记载说：“金莲花，生独石口外，花瓣似莲，较制钱稍大。”爱阳川之所在范围，大定八年五月亦称为“金莲川”，其得名即源于此地盛开艳丽的金莲花，《金史·地理志》记述此事云：“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
坝上草原的金莲花
蒙元时期，爱阳川一带发展成为元大都和上都之间交通路线的关节，该地设有著名的牛群头驿站（今河北沽源县南十余里），乃是东道辇路与驿路的会合点。据周伯琦《扈从诗》“前序”记载，“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髯髦甚盛，居者三千余家。驿路至此相合，而北皆刍牧之地。无树木，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耶律铸曾经游历此地，上文《阿延川诗》即由此而作，另外作《红叱拨》云“绿云随步步金莲”，其下自注云“余避暑所，川野无非金莲，金莲川由此得名”。
综上所述，四库本《双溪醉隠集》所谓“阿延川”是一个清人改译后的地名，由此给今天学者带来不小的困惑，实际上原来的地名作“爱阳川”，属于辽金元三朝皇帝重要的驻夏营地。
所谓“上京”之辨误
在多数情况下，有关契丹史料中凡称“上京”者，当指辽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不过，我们注意到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有关契丹事迹有谓“上京”者，其所指称的地名却殊为可疑。
该问题是由四库本《长编》的一条记载引发的，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记述辽圣宗耶律隆绪病逝于大福（斧）河，其后附带介绍契丹四季捺钵活动说：
契丹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复入山射鹿，夜半，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
北方民族常用的鹿哨
由于四季捺钵活动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段史料对于了解这项政治制度之经纬尤为关键，但其中有一大疑点，即有谓“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分明指契丹夏捺钵而言。契丹皇帝经常避暑于炭山，当是毋庸置疑的史事，不过上文所称契丹“上京”似即临潢府，亦即夏捺钵之所，明显与辽朝文献记载相抵牾。我们都知道，上京及祖州地区号“西楼”，“乃大部落之地”，据《辽史·地理志》说“太祖秋猎多于此”，及新近出土于祖州的《太祖纪功碑》残石亦云“升天皇帝每因游猎多驻跸于此”，由此明确，上京一带应为辽朝的秋捺钵所在，而非夏季驻跸地。
通过分析契丹捺钵活动规律，我们不难发现《长编》“上京避暑”一语明显存在着问题，由此看来，所谓“上京”者，并非是通常所指的临潢府。傅乐焕先生注意到，前引今本《长编》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记事，《契丹国志·渔猎时候》引之则曰“上陉避暑”。此外，笔者见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注文中也援引《长编》此文，亦作“上陉避暑”。据此可见，“上陉”当系“上京”的异文，上述两种史书所引李焘《长编》，显然根据的是另一种不同的版本，不能轻易否定其价值。这一线索提示我们或许可以从文献史源学的角度解决所谓“上京”问题。
清·乾隆木兰（围场）哨鹿图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点校本《长编》，其选用的校勘底本为“浙江书局本”，而这个本子乃是光绪七年（）浙江巡抚谭钟麟遴选黄以周等两浙知名文士以浙江文澜阁藏《长编》校爱日精庐本雕版刊印。该底本明确称“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此外，检讨与浙江书局本（文澜阁本）同源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长编》，亦皆作“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也就是说，四库全书系统诸种版本的文字内容是完全统一的，其祖本系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大典本”。
但不能忽略的关键问题是，四库本《长编》存在着窜改事实和抄写讹误等诸多问题，因此凡遇到疑问应该检讨五朝本《长编》。笔者核查辽宁省图书馆藏《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国家图书馆藏《续资治通鉴长编撮要》，见上文“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所记契丹四季捺钵之事系于两书卷七二，其中却称“夏居炭山或上陉避暑”。可见，这两种宋刻本《长编》均称“上陉”，乃与《契丹国志》和《资治通鉴后编》的引文相一致。
由此初步断定，“上京”当为“上陉”之字讹。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史源学方面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述此事云：
契丹每岁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钩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夏居炭山或上径避暑，七月上旬，复入山射鹿，夜半，令猎人吹角，効鹿鸣，既集而射之。（与上面引用资料的文字相同）
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或上京避暑”之“上京”，原作“上径”，据《长编》卷一一〇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改。这一校勘意见显然根据上述失校的点校本《长编》，当然是有问题的。《文献通考》作“上径避暑”及宋本《长编》作“上陉避暑”，其史源皆出自宋代官修《两朝国史》或《仁宗实录》中的《契丹传》，很明显，“径”的字形更为相近“陉”，且相互通用，断然不会是“上京”的“京”字之误。
根据我们对契丹皇帝捺钵活动的了解，凡驻夏之地多称作“陉”，“陉即蕃王避暑之地也”，“尤高凉”，如“凉陉”、“冷陉”之名在辽朝文献中屡见不一见。那么《长编》之“上陉”或《文献通考》之“上径”，当为契丹皇帝夏捺钵所在地，关于它的地望，显然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据傅乐焕先生考证，永安山和炭山两地皆有“凉陉”。那么，“上陉”到底指哪一个凉陉？笔者注意到，除《长编》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所记“上陉避暑”外，宋代文献对契丹捺钵活动另有类似记载，太平兴国九年（），知雄州贺令图等上言：
又访得：隆绪与其母萧氏在国中每岁冬月多居西楼，或幽州北庙城就薪水，每出渔猎常月余乃还，至春会遥乐河射鸭，夏居炭山即上泾处，有屋室、宫殿。
此文称耶律隆绪的夏季营地为“上泾”。其中“泾”与“陉”两字相通，如《金史》多见避暑桓州之“凉陉”，然《熙宗纪》天眷三年（）六月则云“上次凉泾”，及《元史·太祖纪》太祖十年（）五月亦云“避暑桓州凉泾”，[53]知“上泾”当即“上陉”，与归化州的炭山同为一地。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说：“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唯松棚数陉而已。”
路振《乘轺录》记述其行程见闻说：“炭山，即黑山也。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至秋分，则消释。山北有凉殿，虏每夏往居之。”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出使契丹，语录所称“虏”指辽圣宗耶律隆绪，其驻夏炭山。上文指出，《长编》记述的契丹四季捺钵活动附于辽圣宗卒歿之后，“上陉避暑”当然也是指此人生前的夏季游猎。
综上所述，四库本《长编》天圣九年六月己卯称“上京避暑”，意指驻夏上京临潢府，但宋刻五朝本《长编》及引述此文的其他文献均称“上陉避暑”，以及《文献通考》作“上径”、《宋会要辑稿》作“上泾”，则充分证明“上陉”为正确地名，盖指契丹皇帝驻夏炭山之凉陉。然而由于四库馆臣对于契丹捺钵生活的隔膜，不知“上陉”实际所指，遂循其读音臆改作人们所熟知的“上京”，结果后世各种版本把这一错误延续了下来。
东北君补充：有意思的是，从辽金元到清，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喜欢在坝上草原避暑行猎。
清·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图
“爪忽都”与“金莲川”
众所周知，炭山凉陉于大定八年五月改称“金莲川”，但在政治上名声鹊起则是缘于忽必烈在此地开设藩府延揽天下名士，即蒙元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蒙元定都燕京以后踵辽金游猎故俗，遂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为蒙古皇帝的夏季营地。
不过，在“金莲川幕府”创建过程中有一个地名释义问题比较复杂。按《元史·世祖纪》记述忽必烈创设幕府之事云：“岁辛亥（年）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又甲寅（年）八月，“至自大理，驻桓、抚间，复立抚州，冬，驻爪忽都之地”。
上述两段史料称忽必烈开邸及驻冬的“爪忽都”，当系蒙古语地名，但《元史·杨惟中传》却说“宪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镇金莲川，得开府专封拜”；[58]及《郝经传》亦云“宪宗二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这样看来，汉语地名“金莲川”似即“爪忽都”，很多清代学者就是持这种观点。邵远平《元史类编》最早指出，《元史·世祖纪》“爪忽都之地”亦曰金莲川。清代学者屠寄《蒙兀儿史记·忽必烈汗纪》中称“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金莲川”，其下解释说“地产金莲，故名，在独石口外，即旧纪‘爪忽都之地’”。另在《札木合传》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爪忽都，地名，华言金莲川，以地产金莲花故名，属金桓州”。此外，李文田《元史地名考》也认为“爪忽都”即金莲川。
有关忽必烈开府之地，上述《元史》本纪与列传的诸条史文相互发明，清人考证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对于此事，波斯文《史集》也有相应记载：蒙哥合罕即位以后，他派自己的兄弟忽必烈前往东方诸城和乞台（汉地）诸地，……他降旨，命令全部八十万蒙古和札忽惕军同忽必烈一起前往乞台，要他们留在该处并征服与乞台接壤的南家思地区。
据邵循正先生考证，《史集》所见“札忽惕”（Jāūhūt）即《元史·世祖纪》“爪忽都”，《元朝秘史》“札忽台”、“札兀惕忽里”、“察兀惕忽里”等名，皆自此出。此即“乣”字，“乣”字应读如“札”或“查”。贾敬颜先生采纳邵氏之说，“札忽惕”即纠字，纠字应读为“札”、“察”，同时认为“札忽惕”亦系地名金莲川。
综上而言，“爪忽都”堪同为乣军之“乣”字，目前看来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将蒙古语“爪忽都”释义为金莲川，则在历史学和民族语文学两方面的证据都显得有些不足。
除《元史·世祖纪》辛亥条及甲寅条，“爪忽都”一名还五见于元代医学文献《卫生宝鉴》，该书称宪宗壬子岁（年）孟春，“诏到六盘山，回瓜（爪）忽都地面而住冬”；癸丑岁（年），“予随朝承应，冬屯于瓜（爪）忽都地面”，“予随王府承应至瓜（爪）忽都地面住冬”，“冬住于瓜（爪）忽都”，及“与窦子声先生随驾在瓜（爪）忽都田地里住冬”。
以上五条史料乃记述罗天益随侍忽必烈的行医经历，此文及《元史·世祖纪》皆称爪忽都为驻冬之地。假若“爪忽都”为金莲川，仅从气候条件加以考虑，冬季的这一地区天气高寒，多数时间温度低至零下三十余度，忽必烈选择在此过冬显然有悖常理。
我们知道，“秋冬违寒，春夏避暑”乃是北方游牧民族历来的游牧习俗，忽必烈于至元四年（）定都燕京，[68]遵循这种游猎传统创立了两都巡幸制度，即每年夏季驻跸金莲川草原的开平府，秋季则返回燕京驻冬，然这种巡幸制度的萌芽早在都燕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上表（略）胪列甲寅（）到至元三年（）间忽必烈的驻冬和驻夏活动，其冬季营地除“合剌八剌合孙”地望存疑待考外，其余大多位于燕京地区，与定都以后的情形基本相同。据此推测，蒙元文献屡称驻冬于“爪忽都地面”，最有可能指称燕京地区，而不是金莲川。
此外，从蒙古语文的角度也可以解释“爪忽都”指称对象，亦与金莲川无涉。检元代汇释汉蒙词汇的《至元译语》，其“人事门”有“扎忽歹”一词，义为“汉儿”，前辈学者指出，“爪忽都”与“札忽惕”、“札忽台”、“扎忽歹”皆为同名异译。在蒙元文献中，《元朝秘史》分别将“札忽敦”、“札忽惕”旁注为“金人的”、“金人每”（即指来自于金国的人）。
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事件，即成吉思汗责问汪罕，据《元史·太祖纪》云：“君为乃蛮（即阿尔泰山附近的部落）所攻，西奔日没处。君弟札阿绀孛在金境（即东北亚地区金国的境内），我亟遣人召还”。《圣武亲征录》记此事曰：“汝弟札阿绀孛居汉塞之间，我发声轰轰以呼之，以手举帽隐隐而招之。”《史集》也是说：札阿绀孛散失在乞台的札兀忽惕（?āūhūt）地区中间了。我（指成吉思汗）大声呼喊札阿绀孛义兄弟，脱帽、挥手招呼。
这三部文献有着共同的史源，记述相同的事情发生地点则分别为“金境”、“汉塞之间”及札兀忽惕（?āūhūt）地区，但三者的涵义是完全相同的。据学者研究，所谓“汉人”或“汉儿地区”，在辽金元时期具有特定含义，“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陈寅恪先生指出，“爪忽都”或“札忽惕”的义项为汉人，大蒙古时代指称金人，兼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地区，显然此与“金莲川”的语义并没有直接关系。
尽管“札忽惕”的词源问题尚存多种疑点，但其词义十分明确，显然与“金莲川”的语义没有什么瓜葛，再从蒙古皇帝游牧规律考虑，忽必烈冬季驻于“爪忽都之地”，应该具体指燕京一带，即属于汉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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