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文本分繁简两大系统，现存简本又以插增本——以插增田虎王庆故事相标榜的版本为最早。欧洲数家图书馆藏有若干插增本残本，经马幼垣先生研究，分别属于两个版本的两套书，被定名为“插增甲本”和“插增乙本”。目前能看到的插增本，均藏于欧洲[①]。
年12月，我通过购物网站ebay，在一家英国店铺买到23张《水浒传》残叶，鉴定后发现它们是一部明刻插增甲本的书叶，而且与欧洲所藏插增甲本残本内容互补，极有可能是那部书中散失出来的一部分。这无疑属于《水浒传》早期文本的新发现。年12月，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郑振铎诞辰周年座谈会，我以《插增本水浒传的搜寻研究与郑振铎先生的筚路之功》为题提交了一篇文章，顺便介绍了我买到的插增甲本残叶的基本情况。此文后被收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辑的内刊《文津流觞》第25期“郑振铎纪念专号”，并以电子文本形式在网上流传，但残叶的文字一直没有发表。
近年来，不时有学者联系我，希望能得到残叶文字作进一步研究，我也尽力提供帮助。这说明残叶对《水浒传》研究仍有价值，最好的办法是公之于众，使更多学者可以利用。而且这些《水浒传》书叶从中国到欧洲，再从欧洲到中国的传奇经历，凝聚了年来中欧文化学术交流的盛缘。
一、插增本与插增甲本
插增本《水浒传》最早是由郑振铎先生发现的。年夏，郑振铎游历欧洲，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nationale)看到十部《水浒传》，除去文字相同的，共有五种不同的本子，其中最让他惊喜的，是《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这也是中外研究者第一次发现“插增本”。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②]，郑振铎说：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全书不知若干卷，若干回，仅残存第二十卷全卷及二十一卷半卷[③]。所叙为王庆的始末，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庆，连克坚城为止，未及王庆的灭亡。但这一本书，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全书一页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一，是插图，下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二，是文字。像这样形式的刻本，是很古远的，大约是南宋末叶很流行的式样；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传》是如此，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几部古代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也是如此，惟不能断定究为元和明的刻本。
当时，人们看到的《水浒传》多为清代版本，几部明末刻本还未被发现，嘉靖残本更是不为世人所知，说这部残本“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并无不妥。惟认为该本或早至元代，从文本、字体、版式等方面看不大可能。郑振铎自己后来也修正了对此书版本的看法，在年的《水浒传的演化》中，郑振铎说：
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其版式与余氏双峰堂所刊的《三国志传》完全相同，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纸张也是相同的，可证其为同一的刊本。……余氏刻书的时代是万历之间，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想亦出于这个时候。
郑振铎还认为，此书以“插增田虎王庆”为号召，“水浒故事”的演变至此始宣告完成，乃是后来各简本的“祖本”。不过后来他主持《水浒全传》校勘工作时，认为插增本等简本都是繁本的删余之物，错讹不堪，不再把它们列入参校本。
继郑振铎发现巴黎藏本，欧洲学者又在英国牛津大学发现了一张残叶。此叶先由荷兰汉学家兑闻达（J.J.L.Duyvendak，-）于年公布，复由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Demieville，-）于年在《通报》（T’oungPao）作了介绍。这使人们知道的插增本又增加一叶[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插增本的搜寻研究获得突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垣先生，穷数年之力，在各国学者的帮助下，遍询世界上几百家图书馆，在欧洲又发现了几册插增本的残本。其中有二册与巴黎藏本板式相同，即每叶有两张插图，每个半叶都有一张图。这两册一藏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内容存招安、征辽和征田虎一段，与巴黎本相邻而不重复；一藏西德斯图加特州立瓦登堡图书馆，内容在前半部分，存自林冲刺配至清风寨花荣捉秦明一段，中有缺叶。
同时发现的还有另一个版本的简本《水浒传》，其中一卷书名为《新刻全本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志传》，同样以插增田王故事为号召，但每叶只得一个插图，即前半叶无图，后半叶有图，也有两册，一藏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一藏东德德累斯顿的邦立萨克森图书馆。它们是一部书分拆开的二册，合起来正好存相对完整的三十九回，包括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直至全书终结。为研究方便，马幼垣按发现时间的先后，将每叶二图的本子称为插增甲本，将每叶一图的本子称为插增乙本。
马幼垣对《水浒传》进行了历时20年的研究，陆续发表许多重要成果，最终收入《水浒论衡》与《水浒二论》两集，并将同属插增本系统的插增甲本、插增乙本和余氏双峰堂刻《水浒志传评林》本的文字进行对勘，于年出版《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⑤]。他的资料详实周全，研究深入细密，解决了与插增本、简本有关的大量疑难问题，也给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方便。
二、插增甲本在欧洲
从郑振铎到马幼垣，学者们在欧洲找到的插增甲本《水浒传》，总计三册加一叶，分藏在法国巴黎、丹麦哥本哈根、德国斯图加特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这几本书内容互不重复，哥本哈根本还和巴黎本首尾相接（哥本书尾残缺），马幼垣认为，这说明它们原是一整套书，后被拆分为零册，流散到欧洲各地。
马幼垣和欧洲学者的研究结果，让这部插增甲本《水浒传》在欧洲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我们不妨多引用一些。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的残叶，馆方有明确记录，是由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墨路腊（PaullusMerula，-）送给英国人某氏的，后来转赠后给牛津大学。墨路腊卒于（万历三十五年）7月19日，赠书一事必在此前，而当时恰有一批中国书被运到荷兰出售，这也是有史可稽的第一批来到欧洲的中国图书。
据荷兰学者邵博（BertvanSelm）研究，年（万历三十一年），荷兰探险家兼海军上将韩斯璩（JacobdeHeemskersk，-）带领舰队，在亚洲海上劫夺了从澳门出发的两条葡萄牙大型商船，并将船和货物运回荷兰。第二艘船中的货物于年3月运到阿姆斯特丹，于9月21日拍卖。邵博相信第二批货物中包括为数不少的中文书籍。因为当时在欧洲颇负盛名的大书商卡斯（CornelisClaesz,或作黎高来，CorneliusNicolai,ca.-），这段时间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一批中文书籍，并印了目录。据后世书目（）转引，卡斯的售书目录说：“一批品类繁复的中文书籍，即首次自中国或中国人领域进口的书籍，纸墨皆珍异。年，阿姆斯特丹，黎高来刊。”时间、地点刚好和墨路腊向英国人赠送《水浒》书叶的情形相吻合。
巴黎藏插增甲本的封面上，写着“万历□□□年照验”几个字。据戴密微辨识，中间残缺的三个字是繁体的“贰十贰”，马幼垣认同这一说法。万历二十二年为年，时间正在年荷兰舰队劫船和年卖书之前。因此研究者相信这部插增甲本就是卡斯拍卖的中国书中的一种。当时欧洲人没有谁懂得中国字，买中文书无非为了猎奇，因此书商就把一大套书拆分零卖以求厚利，造成是书分藏各国的现状。
无论如何，牛津残叶至迟在年已来到欧洲，插增甲本《水浒传》是最早出口到欧洲的中国书中唯一知道书名的一部，这是可以确定的。
三、来自英国的23张残叶
现在要说到新发现的残叶了。
年12月，我在ebay看到英国卖家Now05then08的店铺有几册带图画的中文书，卖家不谙中文，将它们都标识为日本出版物。实际上，其中三册是上世纪末荣宝斋或朵云轩刊刻的木板画册。另一册纸色古旧、上图下文的书，是用中文旧书的书叶剪贴而成的硬皮本子，卖家说它是“AntiqueHagakurebook，guidefortheSamuraiwarrior”，当成了古时《叶隐》一类的日本武士道修行指南。他提供的图片很小，但可勉强看到朱贵、林冲等人名，我意识到这是一部旧刊《水浒传》的残叶，就参与竞拍，花费26英镑买了回来。
拿到书后，我首先判断这些残叶并非日本刻本，而是来自一部明版书，从字体看，应在万历前期。幸运的是，其中一页带有书名“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卷之三”，检索书目，发现它可能是《水浒传》的插增甲本。恰好当时马幼垣的两部水浒论著刚由三联书店出版，研读之后，可以肯定它们是插增甲本。
残叶共有23张，原来的书主人沿着板框将每半叶图文剪下来，并裱贴在硬纸上装订成册，因此是23个半叶。版心文字信息一字不存。残叶内容大致集中，主要为林冲上山和杨志卖刀两段，少数为靠后的故事。将叶子排好顺序，按照图像的题目，存如下内容，其中一叶卷端有书名，另存三回回目（图一至图二十三）。
林冲管住草料场
陆谦放火烧草场
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卷之三
第十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林冲醉卧雪堆中
林冲被捉遇柴进
林冲逃走梁山泊
林冲酒店题叹诗
林冲店内见朱贵
王伦杜迁见柴进
王伦要讨投名状
林冲下山投东去
第十一回梁山泊林冲入草汴梁城杨志卖刀
杨志大怒赶林冲
林冲忿力战杨志
杨志在京卖宝刀
杨志怒恨杀牛二
杨志拿刀去首官
杨志投见梁中书
周瑾与杨志比箭
杨志射周瑾落马
朱仝雷横去捕贼
第十三回赤发鬼醉卧灵官庙晁天王举义东溪村
雷横庙里投（捉）刘唐
将王婆剐死示众
燕顺置酒待宋江
花荣计策捉秦明
虽然书叶失去了版心，但从版式看，与马幼垣描述的版面特点及提供的书影完全一致：板框尺寸统一（图一板框高20.5cm，巴黎藏本板框高在20.1cm-20.9cm之间）；上图下文；图占版面四分之一，插图风格一致，图两旁有标题；正文半叶13行23字；与斯图加特藏本书名完全一样。据此可以确定它们就是插增甲本，至少是同一版本系统。
后来我用残叶与马幼垣《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对照阅读，又有一个惊奇的发现，那就是残叶与斯图加特藏本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
斯图加特藏本现存90叶（图二十四为其中一页，转引自《水浒论衡》），其中有残缺，有的整叶不存，有的残存一半。而新得残叶23张，与斯藏本的缺叶完全互补，凡是斯藏本有的，这本就没有；这本有的，斯藏本就没有。特别是斯藏本中有几回基本完整，只缺半叶，恰恰这册里有几个半叶，正是那本所缺的，文字衔接，若合符契。
如“林冲管住草料场”，斯藏本上叶最后是“只是小人家”，此叶开端是“离得远了”；“朱仝雷横去捕贼”，斯藏本上叶最后是“姓雷名横，身长□□□”，此叶开端是“寸”（斯藏本缺字处，《水浒志传评林》作“身长七尺五寸”）；“花荣计策捉秦明”，斯藏本上叶最后是“秦明”，此叶开端是“引军赶时”。等等。“巧合”到这种程度，只能有一个解释：新发现的23张残叶，就是斯图加特藏本中散落出来的。如果能将残叶与斯藏本作实物拼合，当可得到确证[⑥]。
这也再次说明分散在欧洲各地的插增甲本，原来共属于一套书。
四、新得残叶的价值
郑振铎初见插增本，正是学界对《水浒传》繁简二本谁前谁后热烈讨论的时候。郑振铎当时主张简前繁后，插增本多出田虎王庆故事，是一个“全本”，增添了简本的重要性，所以他欣喜异常，说“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后来容与堂本等含有田王故事的繁本《水浒传》明刻本陆续发现，郑振铎转而主张繁前简后，插增本被看作删馀之物，又仅存残卷，地位自然下降。但从更广角度看，插增本仍有其独特价值。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水浒传》明刻本时有发现，最早的全本是万历二十二年（）余象斗刻《水浒志传评林》，也是一部简本。传入欧洲的插增甲本，刊刻年代早于《评林》，从整体看是存世《水浒传》最早的版本之一。若分内容看，版本比插增甲本早的有嘉靖本《忠义水浒传》残本，文本早的有插增乙本，但二书仅存后半部分，前面内容仍以插增甲本为现存最早，其插图也是现存最早的水浒画。这样一部书，虽然只剩残编断简，仍然值得宝贵。就像马幼垣说的：“插增本是连一纸残叶也该慎重处理的本子，任何发现都可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欧洲所藏三册一叶插增甲本，均有影印本行世，并未因其残缺而被忽视。
欧洲这部插增甲本，还是有书名可考的最早出口到欧洲的中国书，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来看，拥有独特地位。如今部分残书能以偶然的机会回到故土，也是一件难得的事。
马幼垣曾表示，欧洲方面再有插增本（不论甲本乙本）新残册出现的可能性不高，日本的可能性更低，中国大陆的情形则尚难断言[⑦]。又说：除非确知大陆或其他地方还有未见得到的大聚义之前的插增本出现，他将不再继续追寻插增本了[⑧]。而今这些曾历欧洲、重返中国的大聚义前的插增甲本书叶，可以为马先生提供新的研究资料了。
插增甲本是明代福建书坊为牟利而粗制滥造之书，《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对此作了全面揭示。但这不等于它一无是处。如林冲在朱贵酒店题诗，新得残叶是八句五言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名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浮萍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在山东。
容与堂本也是八句五言：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评林》本却是四句七言：
仗义林冲最朴忠，驰名慷慨聚英雄。
身世今如浮萍梗，他年得志镇山东。
在诗体字数上，插增本与容与堂本相同，但有三处异文：“驰名望”与“驰闻望”、“浮萍梗”与“悲浮梗”、“在山东”与“泰山东”。评林本与插增本诗体不同，这三处文字却相同。至少就“威镇在山东”与“威镇泰山东”而言，前者优于后者，因为梁山泊分明在泰山之西，怎么会“威震泰山东”呢？山东又不是以泰山得名的。所以插增甲本虽然是坊刻，是删节本，但仍有其版本价值。至于价值大小，还有待于通过全面校勘来揭示。
五、甲、乙本的定名与其他
插增甲本、插增乙本，是马幼垣根据发现时间前后命名的。通过比勘，他得出乙本早于甲本的结论。他同时认为，甲、乙本得名已久，如果按文本先后顺序改换过来，会造成混乱。
从工作角度看，确实没有换名的必要。但是从学术角度看，这种命名方式又不尽合理，应该探讨一个更能从本质上区分二本的名称。
新得残叶被裁去了版心，但欧洲保存的三册一叶插增甲本，版心均有简化的书名，如“全像水浒”“全像水浒传”“全相水浒传”“全像水浒全传”等。所有书名突出的都是“全像”二字。这个本子每叶有两张图画，在文本同为插增田王故事的情况下，“全像”是它自我标榜的特点和优势。而插增乙本每叶只有一张图画，版心就没有“全像”字样。
余象斗《评林》本序言上栏有一则《水浒辨》，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馀副，全像者只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馀卷，一言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根据里面透露出的信息，可知在当时书业，把每叶两图的书叫作“全像本”，把每叶一图的书叫作“偏像本”，把画像置于书前的叫作“前像本”。当万历二十二年，闽中书坊的《水浒传》有“偏像本”书版十馀副，“全像本”却只有一副，显然是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所以余氏双峰堂选择“全像”版式来争取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插增甲本”，在当时应叫“全像插增本”，“插增乙本”，则应叫“偏像插增本”。
坊刻书籍的书名，往往就是书坊的广告，要把自己产品的优点，通过夸张的书名告诉读者。因此从书名也可以推断出一部书拥有何种产品形态。试看“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比起“忠义水浒传”来，至少增加了以下几个项目：全、插增田虎王庆、全像、京本。也就是说，依次减去这几个项目，就会比较接近原始文本。插增本复杂的书名，表明它已是文本演进的后期形态，不可能是《水浒传》早期祖本。
从增加内容（插增田虎王庆）到增加插图（全像），反映出当时图书市场竞争的激烈。《水浒传》在明代后期风靡一时，自然引来坊贾竞相翻刻。按照市场法则，一件商品要在竞争中胜出，必须尽量压低成本、提高质量、丰富功能。古时出版成本有几大块：刻板的材料费、工钱和纸墨成本，这些都是硬成本，很难压缩。在竞争压力下非要减少支出，只能偷工减料，反映在书中就是大量删节文字、粗制滥造。一味删减也不是办法，读者早晚会不买帐，这就需要增加产品功能，提高附加值。现在看来，万历时期福建书坊的办法是在书的厚薄大小保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增加故事情节和图画，在图书内容上进行竞争：你每叶插一张图，我就插二张；你增加了田虎、王庆故事，我就增加诗词评论，所有这些挤占了版面，只好再删削文字。所以，在插增本系统的三种书中，偏像本每叶一图，文字最详；全像本每叶二图，详略居中；《评林》本每叶二图之外还增加评论一栏，文字最简略。
全像插增本（甲本）比偏像插增本（乙本）多增加了图像，在产品形态上更先进一些，其文本形成时间应晚于后者。这与马幼垣通过文字比勘得出的结论正可相互印证。
[①]中国的图书馆目前未发现藏有插增本。吴希贤编《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年）第3册收有数幅插增甲本和乙本书影，似为残书，内容与欧洲所藏本重合。吴希贤所见书据云乃康生强占之书，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不知所终。见马幼垣《梁山聚宝记》，《水浒二论》第21-23页，北京：三联书店，年。
[②]《小说月报》第18卷之第11期，年11月。
[③]二十一卷实存四叶，不足半卷。马幼垣有说。
[④]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span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水浒论衡》第51-89页，北京：三联书店，年。下述插增本搜寻、研究过程均见此文，不再出注。
[⑤]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年。该书印刷套，由作者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笔者在中山大学王丁教授的帮助下得以借读，谨致谢忱。
[⑥]年发现斯图加特藏本后，发现者魏汉茂（HartmutWalravens）于当年底影印50本出售流通。也可用此影本来研究斯藏本与新得残叶的关系，但笔者尚未借到此书。
[⑦]《梁山聚宝记》，《水浒二论》第24页。
[⑧]《两种插增本/span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水浒二论》第页。
艾俊川赞赏
